当代中国画坛，对于绘画作品的评价，大家总是热衷于用“观念”、“前卫”、“现代”和“后现代”等名词作为评论的要点，而作为艺术作品能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的“雅俗共赏”，已经很少被说及了。这也难怪，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其主旨更趋向于“精神性"、“后现代性”和“原创性”，艺术的批判也必然要依赖那些当下时尚的话语。

绘画作为一种世界语言的文化现象，其对更深层精神领域和更尖锐文化批判来进行探索和延伸，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但有一个问题要提出，在对绘画艺术进行深入“开掘"的同时，是否必须以牺牲普通大众的欣赏要求为代价呢?那么能否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既开发了艺术创作的深度，又顾及到艺术生存的广度，即“大雅”与“大俗”的和谐统一，这正是现代艺术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个问题既敏感又耐人寻味，它涉及创作和欣赏两大艺术范畴。清人石涛评书法有“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之言。当代学者陈传席先生也有“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老妪能解的诗绝非好诗”之论。虽是说书论诗，道理是一样的。审美取向的不同，欣赏水平的差异，对艺术作品达到共识的机会确实很少，但这并不等于说没有共赏的可能性。从古至今，一些绘画艺术家虽然白标高格，可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不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会忽视深度和广度这两个大层面。

扬州八怪不同于竹林七贤，也不同于唐宋八大家。不是确指，也不是褒词。《扬州八怪歌》列出的八人为郑燮、金农、高风翰、李单、李方膺、黄慎、边寿民、杨法。近百年来种种书画史、美术史、艺术史列“八怪”诸人，说法不尽一致。当代较为统一的是按李玉菜的说法，以“八怪"所指八人为郑燮、金农、李鱼单、汪士慎、黄慎、高翔、李方膺、罗聘。扬州八怪诸人，大都生于康熙中后期，成名于雍正、乾隆年间，殁于乾隆前期。康熙时代是封建盛世，康熙继位于1661年，乾隆逊位于1796年，康、雍、乾三朝历一百三十余年，国泰民安的状况，大体上可以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媲美，属于封建时代的又一高峰。康乾君主为稳固统治根基，推崇程朱理学列为治国之本，倡导主敬存诚、尊君亲上，大兴道学之风，以巩固皇权的统治，维护既得利益。当然，也有若干整理典籍的文化建设措施。另一方面，则大兴文字狱，钳制舆论，控制思想，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防范异端，一字不慎，满门杀戮，文网之严，中外少见。八怪艺术出现的历史缘由，在于不满当时艺坛的窒息气氛，上承徐渭、石涛，拒绝主流画派的影响，追求个性的表达，使艺术的创造力与创造精神得到释放。康乾之世，得益于运河的沟通与盐业集散之利，扬州迅速发展为华夏东南一大都会。商人在物质上支持文人，文人为商人生产大量的艺术产品，这是八怪诸人聚集扬州，形成一种新兴艺术流派的地域条件。扬州有繁荣的艺术市场，商品竞争求新求异，又多有商人支持、市民喝彩，于是诸人集于扬州，声气相投，互为影响，形成扬州八怪。书画艺术历来是封建士大夫的专利品，清代后期有条件成为书坛、艺坛之权衡人物者，执笔书评、艺评之知名人士，多为官场中人，或为科场得意的名士。八怪诸人多平民出身，若干人只是盐商清客;板桥等数人做过官，但也只是县令、县丞一类微官。其所作书画独树一帜，桀骜不训，于是被讥为“狂奴故态”，讥为“灌夫使酒骂座”，笼统地被目以为怪。

清代后期，不只一种著作说板桥、金农等人的艺术走向并非“正道”。板桥的字，被认为是非今非古的“小儿游戏”；金农的画，被认为是“故作拙稚’’的欺人伎俩;诸人以画谋生，被认为缺乏艺术的真诚，用笔“粗率"，写意书画只是顺应“皂隶商贾"爱好新奇的一时涂鸦之笔。这种书风画居然大受欢迎，居然有人趋之若鹜，奉为至宝，大加赞扬，真是瓦釜雷鸣。鸿儒大贤便以卫道者的姿态挺身而出，认为需要当头棒喝。这批书画家己成为历史人物，于是，为这批人加谥，谥之日：扬州八怪!八怪的作品讥诮宣泄的是对于日益繁盛的商品经济的抵触情绪，反映了对于艺坛新兴流派的不满甚至敌视，也多少流露出对于受到群众欢迎的求新求变的艺术走向的迷茫与妒忌。“怪”又何妨?“扬州八怪”，不正可以表示与拘泥传统者壁垒分明，不正可以表示白成一格、不傍他人的鲜明旗号吗?

从中国绘画的历史发展看，扬州八怪的某些写意花鸟、山水画、人物画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或谓之“怪诞"风格。这同时下流行的某些前卫艺术，有着类似之处。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扬州八怪的这种虮陉诞”画风并不冷僻，在当时深受老百姓欢喜，并很快反映到民间绘画作品之中，具有广泛的通俗性。再看时下所流行前卫艺术，因其过分背离国人的审美需求，或过于依附于金钱关系这一特征，越来越为广大公众所难以接受，这正好与扬州八怪的艺术特征有着霄壤之别。在当时的时代的背景下扬州八怪将心中对社会的抗争熔炼成艺术，这种动源白内心喷发的力量和无所畏惧的抗争。他们以独特思想情感去表达社会，绘画风格的怪诞性也不足为奇了。这种有感而发、直抒胸臆的艺术原创力，是当下艺术行为中所普遍缺失的。因此也造成了当下艺术作品普遍存在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假面舞会”等现象，必然不被大众所接受。

扬州八怪的艺术特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能够为国人所认同，因而也就具有了通俗性。扬州八怪的艺术创作源泉，是直接来源于社会，来源于人民大众，既是通俗的，也是民族的。他们创作的花鸟、人物、山水来源于传统，甚至受民间艺术的影响，具有中国大众通俗的基础，得到了商人的支持、市发的喝彩。扬州八怪在艺术价值自我实现的同时，潜意识中总有一种“济世救民"的愿望，正是这种意志与现实的剧烈碰撞，才造就出其艺术特征中的一种火花，冷艳的光芒是那样耀眼，“大俗”与“大雅”高度和谐统一。

通过以上对扬州八怪绘画风格中“怪诞与通俗”这两极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艺术行为中的“雅俗共赏”，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取向，它是艺术境界中的极高形式。在艺术发展史中，大凡优秀的艺术作品，都要经受亿万观众和时间的无情考验，都有着“雅俗共赏”的共同特征。因此艺术家的创作需要用心灵、用知识、用道德，不懈地耕耘，并且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汲取营养，才有可能培养出高品质的艺术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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