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过长期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相结合的中国化过程，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宗教和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佛教东传之后的中国化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范例，对于今天我国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交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佛教与中华文明的相遇

中华文明是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的。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五六百年时间中，佛教这种外来的宗教形态在与中国本土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民族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之中，曾发生过诸如碰撞、交流、适应、吸收与融合等诸多互动现象。

佛教之所以能够顺利地中国化，首先与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开放包容精神是分不开的，这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西周末年的思想家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孔子也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篇》）这种精神体现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即尊重彼此的差异性，从而形成和合共存的和谐关系。道家与道教的基本经典《道德经》中讲的“道法自然”的无为思想和“知常容，容乃公”的思想，也体现出一种虚怀若谷和兼容并包的精神。道教的性命双修理论、贵己养生的主张和行善济世的实践等，更容易成为与佛教相互补充、相互认同和彼此吸纳的思想资源。正是儒道等文化中的这种包容精神，使中华民族更容易以开放的胸怀吸纳外来的文化，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民族文化。

佛教能够成功实现中国化，还与佛教自身的慈悲精神、圆融思想、中道智慧与净心行善等内容是分不开的。佛教的缘起理论所揭示的是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一切事物和现象相互依存、和合共生的关系，是佛教宽容、慈悲和平等的精神赖以建立的基础。所谓缘起，就是指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因为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成立，没有独立自存和永恒不变的事物。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相依存、和合共生的，所以人与人、人与大自然都处在相互依赖、相互联系之中。

同样，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共存于这个世界中，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承认不同地域间的文明差异，尊重彼此的价值，才能减少文明的隔膜和宗教冲突。佛教的缘起理论对于增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缓解因宗教间的不宽容而带来的冲突和暴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追溯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就会发现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和发展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必然的因素，正应了佛教那两句“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和“道不虚行，遇缘即应”的名言。从两种文化形态的整体主旨着眼，不妨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佛教遇上了恢廓包容的中国文化，崇奉中道圆融的佛教遇上了标榜中庸睿智的中国文化，教化净心行善的佛教遇上了倡导正心修身的中国文化，宗教形态的佛教遇上了以“神道设教”的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中印两种伟大的文明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崇尚道德和社会教化的人文内容，经过彼此会通和融合，既铸造了中国佛教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也为世界文明书写了精彩的华章。

儒释道三教关系与宗教文化对话

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平，首先需要社会上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当今世界上的种族暴力、恐怖主义，有不少是由宗教之间的隔膜与冲突而引起的。因此不同宗教或文化间的和平对话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显得至关重要。就佛教教义看，佛教是主张和平的宗教，在其传播的过程中是靠文化交流的和平形式而进行的，未曾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发动战争。中国佛教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关系，可以对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看，佛教虽然在哲学思想上曾对儒家、道教提出过批评，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佛教也进行过攻击，但总体上是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每个朝代几乎都有儒者批评佛教，其中以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和朱熹最为有名。为回应儒者对于佛教的批评，佛教僧人和居士撰写了大量的护法著作，借助理论论证强调佛教的“治心”的功能。与此同时，佛教还积极吸纳了儒家和道教的思想内容，以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想体系，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丰富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佛教在论述儒释道三教关系时，首先指出了三教的思想及社会作用的差异性，强调三家之间的互补作用，即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南宋孝宗皇帝制《原道辩》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诚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则三教岂容有一之不立。” 北宋云门宗学僧契嵩在指出儒教排佛之误时，强调儒家与佛教“同归于治”：“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 元代佛教居士刘谧在其《三教平心论》中努力调和儒释道三教，认为儒教端正纲常，示明人伦；道教崇尚清虚无为；佛教则舍伪归真、自利利他；各有其价值和任务，缺一不可。他特别强调，佛教与道教并不相违背，皆教人舍恶趋善，可以有助于世教，使天下“坐致太平”。明末高僧莲池祩宏也说：“儒佛二教圣人，其设化各有所主，固不必岐而二之，亦不必强而合之。何也？儒主治世，佛主出世。” 历史上由于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所以佛教一方面肯定儒家在治理社会（即“治世”）方面有着佛道二教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强调佛教在安定社会人心、劝人向善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同归于治”。

第二，强调儒释道三教一致。汉末三国初的牟子著《牟子理惑论》，主张三教一致，认为佛教之道“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所以与儒家之道是一致的。佛教与道教都归于“无为淡泊”，所以佛、道二教的根本宗旨也是一致的。东晋庐山慧远大师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调和儒家和佛教之间的矛盾，认为佛儒虽然出发点和作用范围不同，但相互影响，其最终目的和归宿是一致的，明确提出了佛教与儒家“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的思想。南朝宋宗炳指出，儒释道“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 ，强调从伦理道德方面，三教对维护国家社会秩序都是有利的。南齐张融于儒释道三家兼收并蓄，临命终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他在《门律》中说：“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 就是说二者所追求的“寂然不动”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不应相互攻击。隋唐时期，佛教的影响已经遍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并重兼容的文化格局。宋明时期，儒家也大量吸纳佛教的哲学及心性论思想，形成宋明理学，使中国哲学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此文化背景下，佛教也积极迎合理学思想，发挥佛教的心性理论。与此同时，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同中国的文化、民俗紧密结合，深深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参与社会生活，劝善教化，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宋代以后，儒释道三教一致与融合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出现了大量关于佛道融合的论述。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大慧宗杲说：“三教圣人所说之法，无非劝善诫恶，正人心术。心术不正，则奸邪，唯利是趋；心术正，则忠义，唯理是从。” 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基本处于和平相处的状况，表面上佛教与儒家、道教经常会有矛盾甚至冲突，其实质则是在保持了彼此的鲜明特色和各自的独立性基础上，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思想内容的过程。

总之，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历代佛教徒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逐渐融入中华文明，形成了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三家鼎立的文化格局，在政治生活、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和合共生、交融互补的作用。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发挥了劝善教化、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功能，丰富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堪称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是中华文化对外来的佛教文化的创造性吸收和发展，在当今依然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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