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后兴起并遍布大江南北、韵调各有特色的宝卷讲唱，是在讲经文、因缘文、变文等早期说唱文体和转读等歌咏技艺的漫长演变中产生的说唱文学。

宝卷讲唱之渊源，与梵文佛经译为汉语后的讲说形式密切相关。1600多年前，鸠摩罗什在将梵文佛经译为汉语时说，梵文文本“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读经犹如唱歌，音调优美。但是译为汉语后，则完全没有了优美的歌体韵味。鸠摩罗什当年所言的这个缺憾，是其后的讲经说法者一致努力弥补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宝卷就是经典歌咏化努力的一种演变结果，是佛教讲经中的“讲故事”传统与对佛经转读的“歌咏化”传统相结合演变的结果，也是佛经讲唱方式与世俗教化宣扬手段相融合的结果。

佛教讲经的“讲故事”传统，是变文和宝卷的滥觞。在佛教的传统义学讲经中，经义、因缘（佛教故事）是并行而讲的，其大概程序是先有经师读一段经文，然后由讲师来讲说这段，讲完后，再由经师读一段，然后讲师再解说，如此循环往复，这样就将经义哲理与因缘故事一并在讲说中随经文讲完。但是随着佛经讲论的发展，讲因缘故事逐渐适应化俗的需要，在两晋之际从佛教的僧讲中分化了出来。按《高僧传》的说法，僧人法事集会至夜疲倦时，就另请法师说法以调节气氛，缓解困顿，所说内容主要是“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就是只讲故事，而不是以故事从属于经文，离开讲经义疏的讲因缘故事的文本和手段由此而生。

而与讲因缘故事密切相关的文体就是变文。如果说因缘文仅仅是僧人讲经过程中的一种调节性的故事讲述，那么，变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图文相配、歌咏相杂的生动讲故事方式。饶宗颐先生在《从“啖变”论变文与图绘之关系》中指出：变的意义从化身而来，神变是佛经中关于佛的神通变化的特殊名称。从现存的标有“变”字样的与佛经有关的变文卷子来看，“变”主要是讲神（佛）的历史的，讲神的种种变异以追溯教的历史、道的历史。那么，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方法有二：一为画图，一为讲述。前者即是壁画变相，后者即可目为变文。从变的意义和功用来讲，变相与变文的关系是并行的，其目的都是为了表变——即讲述佛的事迹。实际上，图传与讲说并行是佛教宣扬教旨教义的一贯形式，如唐释道宣在《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序》中说：“图传显于时心，钞疏开于有识。或注或解，引用寄于前经；时抑时扬，专门在于成务。”道宣所说之“图传”，即是以图画配合讲说以宣扬佛教教义，是与“疏钞”对举而言的。并且前者是应俗的，而后者是开启“有识”之士的。

就现存的变文卷子来讲，在内容上，既有讲世俗故事的又有讲佛教故事的；在形式上，变文包含了文体不同的故事卷子，就是说，被称作变文的文本不一定就运用讲唱的方式来进行宣扬。如敦煌文书P.3645卷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文本，它通卷是用白话来讲述的，卷首题“前汉刘家太子传”，卷尾却标以“刘家太子变一卷”，对这个卷子，前贤们往往以“文体与变文不同”来处理，实际上就等于把它排除在变文之外，是不太妥当的。“变”是佛教传入中土后对佛教故事的一种特称，是指其内容为“神变”而言的，不论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宣扬讲述，讲述的这种故事都可以称作“变”。据晋人谢敷在《安般守意经序》中所言，安世高传教的时代，就已经“表神变”与“演道教”并行。显然，当时的“表神变”并没有运用讲唱的方式，仅仅是一般的讲述佛教故事。因而，“变”这一名称既然在汉代已经产生，那么，其含义与宣扬方法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今天我们见到的典型的变文——即以讲唱方式宣扬的变文，是在因缘文的影响下产生的。

当然，仅仅有讲故事的传统，还不足以成就因缘文、变文、宝卷成为一种宣扬思想和教化众生的重要手段。讲唱技艺与故事内容的完美配合，才是此类古代民间文学瑰宝生命力不衰的秘诀。

宝卷类说唱文学的歌咏传统，是由对佛经的唱导和转读发展而来的。这两种声乐技艺的应用，才是成就其文学特色的关键所在。

唱导的出现，与因缘文有着密切的联系。《高僧传·唱导论》云：“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夫唱导所贵，其事四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依据。”按《高僧传》的说法，唱导起初仅仅是用来宣唱佛名的，后来发展到用来说法。如现藏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敦煌卷子《悉达太子修道因缘》开篇即云：“凡因讲论，法师便似乐官一般，每事须有调置曲词。”此处讲因缘者便称法师，并且言其要像乐官一样调置曲词，可见唱导这种讲因缘故事的方式是声情并茂的。

转读是读经文的一种技艺，其方法，就是当用汉语讽诵经文时，在汉语单音节后加以各种梵语发音，以解决汉语与梵音之间不和谐的矛盾，以发扬梵音的悠扬韵味。当然这种转读起初是顾不了文句的连贯的，是就汉文译本“或破句以合声，或分文以足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经文翻译已基本固定成四言句的格式，自然转读时不可能再破句或连句。《高僧传》卷13曰：“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既然转读与梵音有关，那么它的操作就是相当专门化的。转读至迟在曹魏时就已经应用于诵读经文，至宋齐之间就已经相当成熟，它其实就是一种对经文的优美唱读。在唐代声乐文学中，“转”即“啭”。罗隐《春旦》：“卫娘清转遏云歌。”张祜《歌》：“不知新弟子，谁解啭喉经。”皆其证也。

佛教的义学讲经制度，源于传统的儒家讲经，即由都讲、讲师合作讲说。都讲读一段经文之后，讲师就进行讲说，如此循环交替进行。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佛教义学讲经中的都讲，是用转读这种特殊的方法读经的。在当时，这样专门以转读为业的僧人称作经师，他们转读时，“梵响干云，有乖穷声韵”，往往“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行路闻者，莫不息驾踟蹰，弹指称佛”。正是由于转读这种使“道俗倾心”的悠扬韵调，才使经师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也使转读渐渐独立了出来，成为一种化俗的手段。

敦煌文献中的讲经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不但以一种优美的歌咏形式读经文，而且其解说也已经是由唱导僧将经文大意用中华韵文唱出来。事实上，唱导僧作为经文的解说者，既要以韵语唱经文大义，还要用散文表白对经师转读的经文进行解说。要而言之，讲经文的讲说是以转读、表白、唱导这样一个顺序递相进行的，罗振玉《敦煌零拾》所载《文殊问疾第一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文本。

转读和唱导是变文、宝卷类讲唱文学得以产生的讲唱技艺基础，而魏晋时期是此两种佛教化俗宣扬方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梁释慧皎在《高僧传·唱导论》中谈及该书类目时说：“昔草创高僧，本以八科成传，却寻经道（导）二技，虽于道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条，足成十数。”慧皎《高僧传》共分十例，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只有后二科是他所认为的悟俗末技。这也是当时佛教界的普遍看法，所谓经师是以转读为业者，唱导是以宣唱为业，二者虽同为悟俗之技，但其渊源关系、宣扬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以经义研讨为主的义学僧人对这些化俗的技艺颇有异议。从慧皎的记载来看，他之所以将前代草创高僧的八科增益为十科，也正说明佛教经过魏晋的发展，已经由前期译经阶段走向了宣扬普及阶段，开始重视“悟俗”的宣教方式。魏晋时期以经论为主的翻译、研讨经典的风气开始发生变化，那么，变文、讲经文等化俗文本的完全形成与成熟，应当是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也正是后世的宝卷之所以产生并壮大的重要积淀时段。

综上所述，因缘文至迟在两晋之际就从义学讲经的“正序因缘”中分化了出来，运用唱导这一宣唱方式进行化俗；变是中国僧人对佛教故事的一种特称，约在东晋末年受因缘文的影响而成为一种以唱导为主的说唱文体。转读早期主要应用在义学僧人的讲经中，而唱导则主要用来讲因缘。到齐梁之际，寺院的讲经文将转读与唱导结合了起来，以成熟的讲唱方式迅速突破佛经讲说的寺院范围，在唐代中叶形成了讲说佛教故事和世俗故事、宣扬教化的讲唱文学样式变文。在此基础上，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的宝卷方得以大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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