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僧团是雕凿云冈石窟的主力，云冈石窟的窟制、龛形、题材内容、造像服饰、装饰与凉州石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凉州石窟模式开启了云冈石窟造像的序幕，加快了云冈石窟从印度风格向中国化风格的转变。云冈石窟是在凉州工匠主导下，博采众长，融合北方诸民族之智慧而共同演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富丽堂皇、场面盛大的艺术文化盛宴。

云冈石窟第20窟主尊与东胁侍佛

云冈石窟第10窟窟门装饰

云冈石窟第6窟中心塔柱

受山东六州、长安和南朝文化的影响，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创造出5世纪融合诸多民族特点，具有国际文化价值，汇聚森林文明、沙漠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等多种元素的云冈石窟造像艺术。

凉州石窟模式是云冈石窟造像的母体之一。由于有凉州僧团和工匠的参与，云冈石窟的造像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凉州模式。

汉武帝（前140-前87年）时期开通西域，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凉州领河西诸地，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进入世界文明史的视野。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凉州受到多种文化的濡染。来自印度的佛教与中国汉晋的华风成为凉州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

东晋太元十年（385年），后凉吕光西讨龟兹，将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掳请至凉州，译经授徒。

401年，北凉沮渠氏靠武力占有西凉七郡，与西域诸国通好，佛教备受尊崇提倡。411年，沮渠蒙逊攻克南凉，迁都姑臧，称河西王，开始了北凉大造佛像的时期。张掖金塔寺、马蹄寺石窟群是北凉石窟造像的遗迹，堪称凉州石窟模式之代表。

439年是凉州石窟模式东移的时间节点。北魏太武帝举兵灭凉，俘掠凉州僧徒3000人，及信教吏民3万户迁往平城，为平城经济、文化发展输送新鲜血液。北魏此举威震西域，在接受西域诸国朝贡的同时，也接受了西域佛教文化的洗礼，佛教逐渐成为北方的核心信仰。在北魏，上至皇室贵胄，下至黎民百姓，佛教的尊奉信仰者与日俱增。

但到444年，凉州僧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即“武帝灭佛”。然而，佛教在当时已相当普及。寺庙之多，僧尼之众，译经之盛，塔像之受崇奉，以及信众对僧尼经卷的藏匿保护，都能看出佛教深入人心。

452年，北魏文成帝即位，下令复兴佛教，佛教逐渐恢复发展。次年，文成帝下令建造云冈石窟。

来自罽宾（今克什米尔）、弘法于凉州的高僧昙曜经历过“太武灭法”，比任何人都清楚此次造像的意义：让佛法万古长存、永不毁灭。他提出“礼佛即礼皇帝”的主张，以获取帝王的支持。在印度原本用来禅修的石穴，被昙曜在平城发挥到了极致。

总体设计上，云冈造像超越了凉州石窟模式。用来修行的禅修窟减少了，用来彰表功德的尊像窟成为主流。原先普遍流行的着通肩大衣的佛像，成为了佛陀释迦牟尼主尊的胁侍。

昙曜五窟的造像，尽管凉州僧团和工匠是主要参与者，但由于昙曜的国籍原因，而以尊印度本土风格着袒右肩袈裟的佛陀为主，犍陀罗通肩大衣风格的佛像为从。真正显示凉州僧团意志和信仰模式的造像则是昙曜五窟之后的东部窟群，以第1、2、6窟的塔柱窟最具代表性，其题材内容和造像格局都有着明显的凉州模式风格。

窟制。凉州模式出现的中心塔柱塔庙窟，在云冈石窟第1、2、6窟得到再现，其佛像布局与内容如出一辙。第6窟属于前后室中心塔柱窟，是凉州模式的升级版。无论造像的丰富与精美程度，都是凉州模式所不能比的。另外，凉州有众多的禅修窟，云冈石窟则以尊像窟和佛殿窟居多。窟型的转变也从侧面反映出在佛教信仰上，追求静心修禅、注重自我修行的早期佛教在平城逐渐衰微，以弘扬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为目的的大乘佛教成为佛教信仰主流。平城作为新崛起的帝都，由于民族及工匠来源的多元，形成更丰富的信仰体系，云冈石窟的雕凿与凉州模式既有继承，也有所变异和扩展。

塔。北凉时期雕凿的石塔，印度风格明显。源于早期佛教造像的塔崇拜在凉州比较流行，因此于崖壁上多凿穴为龛，雕塔供养。而在云冈，塔多雕于窟壁上，穿插于众佛像之间的浮雕塔更像是一种附属装饰。在凉州出现的圆顶覆钵塔在云冈也非常少见。塔的形状从圆顶有塔轮的实心塔，逐渐向屋形塔檐、楼阁式方形塔转变，层数也不断增多。中心塔柱窟的雕凿是凉州模式在凉州和云冈的共同表现。

龛形。凉州的龛形有方形龛、圆拱龛、尖拱龛、屋檐龛等，但龛楣装饰较少。凉州的这些龛形在云冈都有出现，并且又新添了华盖龛、帷幕龛、人字斗拱屋檐龛、塔柱龛等，装饰不但华丽，而且出现了大量的组合龛，如尖楣圆拱龛、圆楣尖拱龛、盝顶帷幕龛、方形帷幕龛、盝顶塔柱龛、屋顶塔柱龛等各种组合。在凉州出现较多的方形龛在云冈减少。供奉交脚菩萨和弥勒佛的盝形龛大量出现，弥勒信仰盛极一时。这也是大乘佛教在平城流行的反映。

题材内容。凉州造像题材以坐佛、立佛和一佛二菩萨为主，出现了释迦、多宝对坐，交脚弥勒、思维像及七佛组合像。在云冈，昙曜五窟和太和造像都有这些题材的表现，且弥勒信仰雕凿更多，刻于盝顶龛内的交脚菩萨或交脚弥勒佛几乎贯穿云冈造像始终。

造像服饰。云冈石窟造像的服饰与凉州一脉相承，袒右肩袈裟、通肩大衣、裸上身的菩萨装束在云冈随处可见。云冈鼎盛期的服饰出现了明显中原化的褒衣博带和南朝玄学影响下的瘦骨清像，并出现了袈裟衣缘褶皱繁复下垂的悬裳的新样式。菩萨装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供养人的帽子、发髻、靴子有了鲜明的游牧民族特点。

装饰。华丽的装饰是云冈模式的显著特点，如果说昙曜五窟的造像还保持着凉州的朴素与简约，那么太和盛期和晚期的造像则被无处不在的装饰所覆盖，垂幔飘带、龛楣塔柱、窟檐明窗，整个石窟的边边角角、窟龛内外都带有精美的装饰。显然，这是凉州石窟模式的升华。

石窟造像源自于印度马图拉、犍陀罗的造像粉本，但在沿丝绸之路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了波斯、粟特、罽宾、龟兹、鄯善、焉耆等沿途诸国的影响而不断嬗变，到达凉州已经华风明显。而在云冈，罽宾的高僧、西域的商贾、凉州的工匠、北魏的高层官员、长安和山东的吏民，归属的北方游牧民族以及北迁的南朝士大夫都参与了石窟的雕凿，从此出现了从昙曜五窟印度风格向孝文改制太和造像的中国化风格的转变。

瞭望新时代网（《瞭望中国》综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