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逝世十周年。有人说，徐先生是我国考古界的良心。人们这样称赞他，是基于他见证了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担任过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第五任所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的负责人，是我国考古界重要领导者之一；更基于他性格质直，始终在振臂高呼保护古城、保护北京，矢志不渝。他坚持认为：“经济建设要给遗产保护让路。”

2020年年底，由中国考古学会宋辽金元明清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纪念徐苹芳先生诞辰90周年暨两部文集的出版发行座谈会”在山西大学召开，来自全国考古机构、院校和博物馆的近50位专家学者共同追忆了徐苹芳的学术研究、工作事迹和生前留下的丰厚学术著作，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徐苹芳文集》和《北京文献整理系列》，这两部丛书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囊括了徐苹芳学术生涯的主要成就。

赓续传统的“守旧”学者

徐苹芳是一位淳朴传统的老派学者。字如其人，他的手稿笔记也总是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特别是他手写的讲稿，几乎就是成稿。他的多部讲稿，已收入《徐苹芳文集》丛书中。

1985年，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现为考古文博学院）主任的宿白先生，邀请徐苹芳对城市考古和宋元时期考古学科建设提出建议，同时聘请他在北大考古系授课。

如今已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的秦大树，那时他正在读硕士，赶上了徐苹芳讲授宋辽金元考古课。

徐苹芳有一次上课，掏出两本笔记，是从北京琉璃厂买的线装宣纸笔记本，大16开本，上面用毛笔写的蝇头小楷，工整清晰，是他做元大都考古编年的文献准备。“当时看到这两本讲义，使我很震撼，满心钦佩！我们现在作研究不像过去徐先生老一代学者那样，缺少这种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秦大树说。

自1986至1988年，徐苹芳在北京大学还为考古系本科生开设了宋辽金元考古课，每年春季开课一个学期，系统讲授宋元考古学的有关内容。

回忆起徐苹芳在北大上课的情景，有一个细节，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辛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说，徐苹芳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宿先生常常会过来旁听。一般都是从教室后门悄悄进来，找到座位坐下听。正在上课的徐先生看见宿先生来了，接下去每讲完一个问题就会问：“宿先生，对不对？”

“在学术问题上，宿先生与徐先生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亦师亦友，相互关心对方的学术研究，了然于心。”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说。

在讲课时，徐苹芳还重点讲授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希望让学生知道在考古学术史中，前人做了什么，现在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当时，很多学生并不明白他讲课的真正用意，现在回想起来，先生真是用心良苦。”杭侃感慨地说。

杭侃说：“他带领同学们重温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旨在提醒青年学子鉴往知来，不要在喧哗声里迷失了自己。”

徐苹芳不仅是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考古教育家。除了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任博士生导师、在北大兼任客座导师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课外，还在吉林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招收博士研究生。

精准把握新热点的创新学者

徐苹芳赓续考古学传统，但不守旧，他总是能够精准把握考古学界的新思潮和新热点。

在北大开设的宋元考古课程时，他就创立了宋元考古学科体系。宋元考古这一概念，就是徐苹芳最早提出的，得到了我国考古学领军人物夏鼐、宿白等先生的直接指导和支持，是根据当时考古学科发展的需求和宋元遗迹保存的状况作出的决定，破除了“古不考三代以下”的陈旧观念。

“在1985年他来北大授课之前，就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写下了‘宋辽金元考古’的长词条，最先把宋元考古的最主要特点揭示了出来。”秦大树回忆说。

20世纪60年代，宿白先生指派他去采访清华大学建筑系赵正之先生。赵正之，是宿白先生的学术好友。赵正之先生的考古学研究最有创造性的地方，是提出了通过辨别现代城市所遗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来复原和分析元大都城市布局及规划。赵正之还认定，元明清北京的中轴路没有发生变化。

徐苹芳遵从宿白的建议，1963至1964年期间，连续采访了当时正在卧床养病的赵正之，随后根据赵正之的口授撰写了《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

秦大树介绍，为了印证赵正之当年提出的一些问题，徐苹芳开展了对元大都的实地考古勘察，组建了元大都考古队，做了若干建置方位的考证。比如，在北京地安门大街做了勘查；把景山公园正对着鼓楼大街的清代寿皇殿也作了考证，这里是存放过世皇帝遗留物品的“神殿”，也是供奉自康熙帝起始的清代历朝皇帝肖像的地方。

“1964—1965年，元大都考古队对大都进行全面钻探，非常注意对中轴线的勘察。在景山后面发现大路，宽达28米，又在景山北墙外钻探，大路与地安门南大街重合。在景山北的‘少年之家’，也即清‘寿皇殿’处发现大片夯土，估计为元大都宫城的后门‘厚载门’遗迹。则景山下压的正是元宫城中的延春阁。”秦大树说。

徐苹芳通过实地调查，证实了赵正之所提出的元大都中轴线和街巷系统为明清北京城所沿袭的重要论断。

在历史考古中，很难把年代卡准。杭侃说：“这一直是局限和困扰考古界的一个问题。徐苹芳反复提醒，考古工作者关注考古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关注考古学的局限性。在考古工作中，有纪年的绝对年代是很少的，大多数遗物我们只能判断它早晚的相对年代。”

徐苹芳认为，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与欧美并不一样。欧美古代的遗迹，古希腊和古罗马遗存多是石头的，“很好挖，把土挖掉后见到石头就可以留下研究”，但“中国的古代遗迹最主要的是土木建筑，木头糟朽了光剩下土，所以要从土里去区别土，极难”。

为此，徐苹芳强调要把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两张皮。“考古学侧重的是物质文化，要见着实物才算。”徐苹芳认为，如果没有实物和遗迹，考古学家就无可操作。

徐苹芳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们搞明清瓷器，尤其是搞明代的瓷器，将元人和明人的所有古籍和文献都读完，才有可能看到发掘出来瓷器的所有信息。

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教授袁胜文说：“徐先生说做学问除了吃苦之外，十分资料，你说了八分，是科学的；十分资料，你说了十二分，是不科学的。”

在宋元考古里，徐苹芳在城市、墓葬部分，用力很勤很深。随着陶瓷、矿冶考古渐渐地开展起来，他便很快将手工业考古加入到宋元考古的体系当中。

据秦大树介绍，许多学者在历史时期考古的体系中不重视手工业考古，认为只有城市考古和墓葬考古才是正宗的、重要的。

对此，徐苹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陶瓷、窑址是整个手工业里的一个样本，量多，保存得好，能够把当时的生产布局整理出来，进而可以探讨它的生产体制是什么样的。通过陶瓷和窑址的发掘，是一个丰富考古学的过程。”

他还告诫他的学生：要关注陶瓷考古，一定要记住从手工业考古和社会视角来看瓷器，将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从社会经济史方面进行研究，而不应该把瓷器仅仅看作是器物、美术品。

如今，宋元考古已成为一个很发达的成熟学科。

1955年，25岁的青年徐苹芳走出北大校门，走向田野，走向社会，开始他一生结缘的考古学实践和研究，直至2011年仙逝，与他所挚爱并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考古学结缘近60年。“徐先生一辈子一直在传道，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很不平静。”杭侃真诚地说：“徐先生晚年奔走呼吁而未竟的工作，理应有后来者去完成。”

“我们继承先生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沿着他坚持的道路，他认同的方法，他宣扬的道，我们去努力地工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身体力行，我们这片园地就会特别丰硕，我们中国考古学就能真正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气派。”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志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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