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作出重大部署，要求建立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法治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如何让涉外商事纠纷化解更好服务北京“两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如何让多元解纷助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2021年，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相继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在这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国际商事纠纷化解中焕发蓬勃生机，涉外商事争端调解解决机制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明显提升，中外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体验感更好、安全感更足、获得感更强。

“我们要以更多的改革创新之举，深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以精湛的业务水平和优质的司法产品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法治声音，用心浇灌调解这一‘东方之花’，让它在国际商事解纷舞台上绚烂绽放。”北京四中院院长单国钧表示。

●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优质高效司法服务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很多国有企业参与到非洲重点项目的建设中，其中很多项目合同履行周期长、交易往来频繁，难免产生摩擦和争议。

“之前的矛盾先放放，希望我们今后合作愉快！”2022年12月，在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工程项目的两家企业在法官的主持下化解了多年争议。双方各退一步，握手言和。

两家企业是合作伙伴关系，几年前在非洲南部的博兹瓦纳共同参与了大型水电工程建设。就在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后，2021年，围绕机电设备的噪声超标问题及合同款项支付问题，双方产生争议，涉案标的额近6000万元。

“诉至四中院的时候，矛盾已经持续了几年，当中涉及复杂的专业技术鉴定问题。我们两家企业各自诉求不同，关系陷入了僵局，而且这是一个‘走出去’的项目，希望尽快化解纠纷。”其中一方企业的法务人员刘女士坦言。

梅宇是北京四中院涉外商事审判领域的资深法官。案件受理后，她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噪声超标等专业技术问题进行了多轮证据交换，利用双语优势联系查找中英文技术资料辨析产品问题成因。但案件涉及境外鉴定，操作难度不小，时间成本极高，而且未必能有确切结论。

全盘分析后，梅宇提出了破局方案：“与其紧咬着不放，不如坐下来研究研究，如果症结在于技术难题，对你们来说携手进行技术攻关才能实现长远发展。”梅宇建议两家企业应该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以提升中国企业在外形象为目标，调试更新涉案设备、共同攻关技术难题，持续推进后续合作实现共赢。

在法院的促成下，经过多轮协商，两家企业关系逐步回暖，最终冰释前嫌，不仅就案件达成了一揽子的调解方案，还就继续深化合作达成了共识。2023年1月，调解协议履行完毕，两家企业携手送来锦旗：“倾心调解助力企业扬帆远航，业务精湛化解争议定分止争，这是我们两家企业的心声，非常感谢法官！”

“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在涉外纠纷的解决上不仅专业，而且经验丰富。他们不仅熟悉各种国际公约，了解国际惯例，也能准确运用域外法律。”这是很多涉外企业对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法官的评价。

该案是北京四中院近年来调解化解千余件国际商事纠纷的一个缩影。自2018年集中管辖涉外商事纠纷以来，近700件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商事案件在北京国际商事法庭审结，结案标的总额超80亿元。其中，调解化解纠纷率达40.63%，化解金额5亿余元，平均为当事人节约了42%的纠纷化解时间。

●“立、审、执、调、裁”联动 实现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

北京市范围内的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以及涉外仲裁保全、执行案件目前均由北京四中院受理。如何做好仲裁与司法有机衔接完善多元解纷？如何实现商事纠纷一站式化解？四中院在多元解纷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了“北京经验”。

“我完全相信中国法院，也完全相信法官和调解员。”今年4月，晨龙公司的执行董事约翰在同意将其股权纠纷导入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进行化解后，对法官说道。

该案原本是一起外国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件。10年前，大洋彼岸的晨龙公司与北京的胜达公司合作办企，分别持有目标企业各20%、80%的股权。几年后，晨龙公司意图转让持有的股权并与胜达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备忘录》，但该备忘录未能实际履行。

晨龙公司申请商事仲裁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其请求作出裁决，确认胜达公司以人民币7000余万元受让晨龙公司持有的目标公司的20%股权，胜达公司随即变更了股权登记，而迟迟未取得股权转让款的晨龙公司则于今年1月向北京四中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然而这份仲裁裁决是一份确认股权转让价格的裁决，不具有给付内容，因此也不具有执行内容，北京四中院只能驳回执行申请。正常来讲，案件既然走到这一步，晨龙公司要想取得股权转让款需要重新提起仲裁明确其请求，历时10年的股权转让纠纷看似又回到了原点。“股权被转让，但钱却拿不到。”身在大洋彼岸的约翰感到无比焦虑。

案结事未了，中外双方需要的是高效率的实质性化解矛盾。从执行法官处了解到北京四中院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的便利政策后，双方共同书面选择由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对纠纷进行调解。

在解纷中心法官助理王远哲以及特邀调解员谢丹、王学敏的帮助下，中外双方克服了时差、语言的困难，解开了长久以来形成的芥蒂。针对双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出现的有关支付转让款的外汇障碍、缴税困难、股权转让协议起草签订、信任修复等问题，依托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的专班工作机制，四中院执行局与解纷中心联动延伸司法职能，积极与税务、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确定了汇款方案。

今年5月，在调解员的主持与法官的见证下，中外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6月，北京四中院出具并送达司法确认裁定书不到一小时，7000余万元股权转让款便汇至晨龙公司指定账户。从导入解纷中心到实现汇款，这起纠缠10年的股权纠纷得到妥善化解仅用时两个月。

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自2021年初成立以来，以“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和“北京法院分调裁一体化平台”为依托，为中外当事人搭建起集国际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于一体的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截至目前，该中心共调解国际商事纠纷316件，调解标的总额约人民币90亿元，调解成功案件标的额超过人民币8.3亿元，导出调解案件平均办理时长仅为28.4天，探索出了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的新路径。

●制度化拓展解纷力量 扩大多元解纷“朋友圈”

涉外商事调解离不开专业调解力量。近年来，北京四中院主动吸收不同层级、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调解组织及调解员，加入北京法院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与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北京市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北京涉台商事纠纷调解中心等知名调解组织密切合作，不断培育纠纷调解资源。

家住我国台湾地区的林女士曾与大陆一家公司共同出资经营某外国教育品牌的在华培训业务，但大陆公司在合作期间又与他人一起推广竞品课程。林女士利益受损，2022年11月，她起诉到了北京四中院。经过沟通，林女士同意对该案先行调解，由解纷中心将该案导入北京涉台商事纠纷调解中心，并委托台胞调解员陈建宏进行调解。

“法院鉴于这个案子本身具有诉前调解的可能性，所以指派我来处理这个案子，实际上，双方当事人的争议没有想象的这么大，我们还是要在求同存异中保障双方的利益，我觉得这是调解的最大目的。” 作为台胞的“老娘舅”，陈建宏还取得了大陆的律师资格，指派他来调解能够大大降低当事人解纷时间和经济成本。

调解过程中，为了避免当事人往返跑，北京四中院法官直接前往调解中心指导调解员工作，2022年12月，法院与调解中心一同促成了调解协议的达成。北京四中院快审团队还利用“夜间便民法庭”对调解协议高效出具了司法确认裁定。“最让我感动的是，法官同一天就做了司法认证，这不是讲一讲而已，也不是说调解完了就完了，整个过程其实我是非常感谢的，让我觉得是被保护的，整个流程也十分高效。”拿到裁定书的林女士表达了她的感谢。

在另一起案件中，原、被告均来自香港。2023年9月，双方主动向解纷中心申请处理因借贷产生的纠纷。解纷中心选派了经验丰富的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在收到诉讼材料的第二天，调解员就促成双方握手言和并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不久后，解纷中心收到了来自当事人的两面锦旗。“我没有想到，来北京出差的几天时间内，我的纠纷就解决了，真的很感谢人民法院的法官和调解员，展现了商事解纷的‘中国速度’。”

截至目前，共有5名分别来自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巴西、沙特阿拉伯的外籍调解员和6名来自我国港澳台地区的调解员在解纷中心深度参与调解工作，还有包括专家学者、职业律师、国际仲裁员、民营企业负责人等多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工作语言覆盖汉语、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荷兰语等。“我们还探索适用‘外籍调解员﹢域内调解员’联合调解的模式，为促进涉外商事纠纷快速解决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多可能。”解纷中心负责人张勤缘说道。（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