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并划定了彩礼的返还标准。如其规定，在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众所周知，彩礼作为我国婚嫁领域的传统习俗，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人们缔结婚姻、组建家庭的重要习俗。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地方的群众攀比成风，借婚姻敛财，导致天价彩礼、畸形彩礼等奇葩事件频出。这不仅让彩礼失去了原本意义，而且让很多家庭因此陷入贫困、夫妻感情产生裂痕，甚至酿成恶性事件。

因此，无论是之前的婚姻法还是当前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均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同时，相关部门一直在推动移风易俗，反对高价彩礼。如自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提出治理高额彩礼问题。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就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不过，在彩礼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和善意风俗的背景下，是否必须严格禁止，是否支持男方返还彩礼请求，以及支持多大比例，显然不能不顾社会实情“一刀切”，这既需要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基本原则，也需要尊重民间习俗，更需要考虑双方在婚姻中的付出。

此次发布的《规定》，可谓是融合了大量司法实践中的有益裁判思路，既遵循了民法典相关规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借婚姻索取财物，又考虑到了传统风俗，体现了司法机关融合天理、国法、人情的精神。特别是，对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等司法实践中的重难点问题予以规范，为处理此类纠纷提供了权威规则。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规定》在是否返还彩礼及返还比例方面，并未拘泥于“法条主义”，作出呆板的规定，而是明确要综合考虑彩礼金额、双方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当地风俗等因素。这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精神，可以更好地适应纷繁复杂的现实情况与各地风俗及经济发展水平，不至于顾此失彼，显失公平。

要知道，婚姻生活的复杂性是常人难以预料的，且局外人未必能够完全介入家务事。譬如，现实中，“闪婚闪离”的有之，因家暴导致“分手”的有之，因给付高额彩礼导致返贫的有之。所以是返还80%妥当，还是返还50%妥当，抑或不予返还更妥当，很难通过法条来作出全面规定，由承办法官根据具体案情予以衡量则更为合适，可以最大限度实现情理、风俗、法度的平衡。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返还彩礼。但现实中，双方仅举行结婚仪式，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不在少数。此时，当双方无法继续共同生活而“分手”的话，如果无视彩礼大部分用于共同生活开支，无视女性在抚育子女、照顾家庭等方面的付出，一味地以“未办理结婚登记”为由让女方返还大部分彩礼，既有违立法本意，也不符合朴素善恶观和公平正义理念。此次《规定》考虑了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对此予以重新厘定，更符合常理与传统。

法律来源于生活，更将引导生活。将行之有效的裁判经验上升到司法解释层面，成为各地法院处理类似纠纷时的重要标准，让各方权益得到妥善平衡与维护，是能动司法的应有之义。期待彩礼不再成为简单的金钱交易，而是成为两个大家庭对一个新家庭的帮助和祝福。同时，这也提醒女方在索要彩礼时不能漫天要价，男方在索回彩礼时也不能“薅光羊毛”。这既遵守了公平正义理念，也尊重了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民间风俗习惯，让彩礼归于“礼”、让婚姻始于爱。（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