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历经1800年沧桑岁月，莫尔寺仍然保留了丰富的人文信息。地处高崖又基于多重台基之上，慕名前来瞻仰的人们要抬首仰望才能见到佛塔的巨大全貌。在蓝天白云映衬下，莫尔佛塔以清晰、简洁、准确的线条展现了覆钵式舍利塔的主要特征，再现着震撼人心的历史之美。

莫尔寺遗址中的文物建筑，持续受到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引发的侵蚀影响。那些优美的“曲线”会随岁月一点点地消失殆尽吗？这对莫尔寺遗址今后的保护、展示与重现水平，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齐 欣摄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地区。覆钵式舍利塔位于遗址的中心，也是最早修建的建筑之一。

围绕着这一标志性遗存，考古工作者对莫尔寺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其成果对于展现统一多民族国家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证意义。

考古发掘过程持续了5年

我从2019年开始追踪莫尔寺遗址的考古过程。

莫尔寺地处新疆喀什地区。这里自古就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节点。在理解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和文明互鉴的发展进程时，那高耸于荒滩陡崖之上、背衬蓝天的佛塔残幢，令人印象深刻。在过去的十年间，“一带一路”等时代主题，吸引了我周边许多来自考古、大遗址保护、文化线路、遗产传播、文物修复和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等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只要到了北京，大家总要相聚，交流进展与成果。我和中央民族大学的肖小勇教授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随着他成为“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莫尔寺也凸显为大家关注的热点，碰面的地点甚至搬去了喀什。

虽然莫尔寺遗址被重新“发现”已逾 120年，但一直缺乏真实、细节的内容及研判。人们总是笼统地描述：莫尔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修建较早的一座寺庙，但对遗址的性质、规模和文物构成等基本情况语焉不详。2019年，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莫尔寺遗址。此前，这一考古项目已被纳入“考古中国”中“多元宗教及本土化研究”课题。到了2021年末，肖小勇很认真地告诉我，莫尔寺的“生平”和价值认知已“逐渐清晰”。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佛塔的基座及相关设施，发现了多处大型建筑基址，出土了包括1万余件石膏佛像残件在内的珍贵文物……从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该遗址早期有印度佛教的特点，又在后期受到汉传佛教重要影响。

2024年新年到来之际，大家再次相聚。由于都从喀什考古现场刚刚归来，莫尔寺自然又成为首选话题。随着工作不断深入，成果不断叠现，考古工作者对这一遗址做出的价值判断明显地更加准确而全面：这是目前位于我国最西部，经过系统科学发掘，年代最早且存续至今、发展演变清楚、形制布局基本保存完整的大型独立式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

　　莫尔寺遗址考古出土了多种造型的佛手。

此次发掘，还在圆塔的一角附近进行试掘，找到了其方形基台的东角。考古人员由此知道：在覆钵式舍利塔目前看到的3层方形塔基之下，其实还存在着一个更大规模的基台。

莫尔寺中的圆塔位于遗址中心，保存相对完好。这座覆钵式舍利塔，由3层逐渐缩小的方形塔基、塔基上的圆盘、圆盘上的圆柱形塔身和最上部的覆钵形塔顶构成。

考古工作者从砌塔用的土坯和灰浆中提取了植物标本，依测得的碳十四数据，判断这座塔修建年代为公元三世纪中期。

许多新发现“出乎意料”

截至2023年底，莫尔寺遗址发掘面积已达3900平方米。其中发现了多种功能、多种类型的寺院建筑，较全面地呈现了寺院分布范围、建筑布局和建筑结构。再结合出土的石膏佛教造像和玉、石、铜、陶、木器以及钱币、动植物标本，考古人员基本明确了莫尔寺主要建筑的性质和遗址的兴衰历程。

考古工作者首先确认了莫尔寺的持续生存年代：莫尔寺至迟始建于公元3世纪，于公元10世纪后逐渐废弃。更具体地说，通过碳十四测得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3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相当于历史上的三国至唐代；而从文献记载的佛教传入喀什时间来推断，可能还要更早一些。总之，莫尔寺的延续时间长达700年。

莫尔寺遗址于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成果当然应该溯及并印证“国保”的历史、科技、艺术以及社会与文化价值。“通过考古发掘，我们确证这是一座大型佛教寺院遗址，发现并清理出10余处多种类型的佛寺建筑，出土了大量文物特别是塑造精美的石膏佛像。矗立在土坯建筑寺院中的覆钵式舍利塔，历经1800年沧桑，不仅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明显，也为同类型文物的保护提供了技术参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肖小勇说。

持续5年的考古发掘，还有许多新发现。

“大规模寺院建筑群，包括山门大道、各独栋式多室僧房、多种形制的回字形佛殿……这些发现都出乎意料。”肖小勇说。通过考古，还首次完整揭示了莫尔寺遗址主要建筑的性质、遗址布局的演变，这为研究这一地区大型地面佛寺的早期特征和发展轨迹提供了关键样本。

莫尔寺的发展演变有何特点？“遗址中既发现了当地的传统内容，也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肖小勇举例，“寺院建筑有仅见于喀什地区的独栋式多室僧房，也有在塔里木盆地和中亚常见的回字形佛殿，以及唐代中原佛寺建筑的形制，还有传统样式的覆钵塔。这些建筑的修筑材料和建造技术也有独特之处。”

从出土文物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发现了大量圆形方孔铜钱，包括五铢、开元通宝，中原式的木梳木篦，体现了中原文化融合到了寺院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肖小勇说。

见证了“东来”与“西渐”

考古工作者将一系列重要发现进行排列组合，梳理出莫尔寺时空发展的脉络——其延续近70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3个阶段。

覆钵式舍利塔是遗址最早修建的建筑之一，位于建筑区的中心，以其为基点，于北、东、南三面陆续增建和扩建。

第一阶段始于公元3世纪中叶。寺院修建了从南部通往台地顶部的山门大道和山门大殿以及2处独栋式僧舍。此时的中心建筑是覆钵式舍利塔。这一时期，也逢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佛教寺院体现出典型的“东来”风格。

“这一阶段的建筑布局也体现出了本地特色——就是只在这儿才有的类型！”肖小勇介绍，“比如僧房样式与其他地方就不一样。我们很难找到同样的这种独栋式僧房布局。”

第二阶段为公元4至6世纪。前期建筑仍然使用，在覆钵塔北面和东面新出现了“回”字形佛殿和一些带坐台的单间式僧房或禅房。诸多建筑和覆钵塔一起构建出中心广场。这一时期也可能修建了方形大塔。佛教信仰则从以舍利塔崇拜为中心转向佛像崇拜，只是此时供奉的佛像形体还较小。

自公元7世纪开始，莫尔寺规模达到顶峰。从这时直至最后废弃前应是莫尔寺最繁盛的阶段。前期的多数建筑仍在长期沿用或进行改扩建；在方形大塔南面，紧靠独栋式僧房的东墙新建了大佛殿——由于大佛殿还同时借用了早期出现的厨房建筑北墙，因此考古人员推测其年代应相对较晚。大佛殿结构独特，规模宏大，平面呈长方形，由中室和两端各两个厢房构成，仅中室就有近11米长，约8米宽。

在大佛殿中，供奉着两倍于真人大小的大型佛像。在这一阶段还发现了大型单室建筑，室内三面设坐台，考古工作者据此推测这是新修建的讲经堂。这一时期的汉传佛教特点已经非常明显，大佛殿的建筑物朝向与其他建筑是不一样的，其正门朝向东北方。大殿格局及殿内出土的佛像，都显示出受到中原佛教的影响。

基于大佛殿考古发现所引发的后续研究线索，也最令考古人员兴奋。除建筑特征外，在大佛殿中发现的石膏佛像的脸部造型已与犍陀罗风格明显不同，再加上大殿内还出土了“开元通宝”钱币……这些文物提供的年代特征，都引出了一个新的待证方向——莫尔寺和武则天时期在疏勒修建的大云寺有关吗？

莫尔寺和莫尔佛塔当年应是啥样的？

针对莫尔寺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特点，考古工作者实施了古环境、微形态、废弃后再利用等领域的综合研究和分析。初步研究表明，莫尔寺建立在洪积平原和洪积扇的地貌之上。遗址堆积残留物显示，房屋建筑经历过火灾和废弃后复杂人为占领及风力、水力等自然因素改造等多个过程。

考古工作者还揭示了莫尔寺的建筑工艺。遗址建筑物均为在经过整修的自然台地表面起建，先整地基，再开挖基槽，以土坯砌墙。土坯墙内、外壁涂抹草拌泥，再施以白石灰面。室内室外地面处理，先用掺和有树枝、草的砂土等较粗的混合土垫平，再用发红的较细腻的混凝土加工出比较坚硬、光洁的地面。一些房间用土坯铺地，一些铺白石灰面。

“如果让我来描述一下当初莫尔寺的样子。”肖小勇说，“它是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佛教寺院。早期建筑大多经过修补始终被沿用，所以当时的寺庙就很有历史年代感。至唐代进入鼎盛时，莫尔寺达到了目前我们所见的规模。多数寺院建筑临近西南侧陡崖分布，显得高敞、雄伟。建筑的内外涂饰白石灰，远远看去，是一处由高耸的白色建筑群组成的寺院。”

佛塔是莫尔寺的中心和代表性建筑。“没有佛塔就没有莫尔寺，也就不会有此次考古行动。”肖小勇这样评价莫尔佛塔的价值。

莫尔寺中的圆形塔样式可以追溯到公元2至3世纪的中亚。圆形佛塔按照佛典记载的造塔样式建造，完全符合《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造塔形制，即在3层逐渐缩小的方形塔基之上，有一个圆形盘，圆盘上为圆柱形的塔身，塔身的顶部是半圆形覆钵丘。方形的塔基四角正对东、南、西、北方向。在覆钵丘的顶部正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1.2米见方的小室，小室底部中心还有一个轴孔，因此考古工作者判断，这个小室也可能是用来支撑上部伞盖或塔刹的。

气候变化及各种自然因素，对莫尔寺遗址的影响非常强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记录中，还能够看到覆钵式舍利塔身上残留有白石灰面，因此推测佛塔曾是整体用白石灰涂白，是一座白色圆塔。现在这座佛塔的塔身、塔基已经“浑然一体”，剥落的土坯材料下滑延展，甚至覆盖了周边。我在遗址工地从各个角度向上仰望，看到的完全是座“黄塔”。这说明当初的佛塔尺寸比现在至少要大上“一圈”。

考古工作者利用探方和探沟相结合的方法，发现了覆钵式舍利塔的东部基台，同时也探明了另一座方形大塔的基台和其第一层塔基的形制结构。两座塔均有以土坯墙包边的巨大基台，其中方形大塔的基台边长超过39米。

在覆钵式舍利塔的东面区域，考古工作者布设了一个6×6米的探方，发现基台主体利用了自然台地，在其边缘围砌土坯墙，从而形成方形基台。通过计算新发现的这个基台的角部边线与同侧的佛塔塔基的距离，大致就可以估算出基台的整体规模。考古人员由此知道：在覆钵式舍利塔目前看到的3层方形塔基之下，其实还存在着一个更大规模的基台。

这些研究成果，为莫尔寺佛塔的复原提供了重要依据。

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考古发现

“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持续了5年。现在我们聚在一起，已经依据成果，复原它的过去，描述遗址的未来。大家一致认为，遗址既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当代社会发展具有突出意义；莫尔寺遗址具有显著的景观特征，是很重要的文物资源，具有文旅开发利用价值，可以产生巨大的文化经济效益。

但是，莫尔寺遗址考古成果，还提供了更广阔的多维度、多层级研究方向。在文化线路的视角下，肖小勇认为这些成果是丝绸之路全线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传播和佛教寺院变迁、佛教造像艺术演变和汉唐时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佛教信仰及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近年来，我国新疆地区佛教考古成果显著，但莫尔寺遗址考古过程与成果具有独特和唯一性。”肖小勇这样判断，“莫尔寺是目前经过系统发掘年代最早的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它的建筑布局和建筑结构具有独特性；它的发展演变轨迹基本清晰。它的覆钵塔也保留了最经典的传统形制。”

塔里木盆地中的大量遗址都是平地起建，所以缺乏地层关系。如何判断遗址中各遗迹的相对年代就成为一个难题。肖小勇认为，这次工作过程也提供了考古发掘方面的独特经验：通过细致观察建筑物之间形成的空间关系、依靠和借用关系、打破关系，区分出这些建筑的早晚关系，从而为分期断代、明确总体布局和建筑结构状况，提供重要依据。

“喀什位于我国西部，是当年佛教最先传入的地区之一。”肖小勇分析说，“莫尔寺遗址考古成果提供了一个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典型样本。”

“考古发现表明，佛教传入新疆后，很快在喀什地区形成了一个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塔里木盆地及更远的地方；随后，佛教向中原广大地区开始再次传播，逐渐与当地文化传统形成交融互动的格局，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漫长发展历程。”肖小勇说，“莫尔寺遗址的考古成果，也反映出当时中原文化在商品经济、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等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理的新实证。”

由此，人们心目中悠久、神秘、遥远的南疆，更加可感、可信起来。

延伸阅读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东北，西南至喀什市中心约33千米，南距汗诺依古城遗址约5千米，东距喀拉墩古城遗址约10千米。

遗址地处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洪积台地上。在台地顶部修建的各类佛寺建筑，形成一座依托自然台地而建的大型佛教寺院。该台地被一条后期冲沟分隔出一个小台地，因而遗址也被分成了两部分，主体部分位于主台地上，少部分位于小台地上。寺院建筑群分布区域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

延伸阅读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最初的佛塔样式及来由：两位皈依的商人向佛请示供奉的仪式，佛将外面穿的僧衣叠成方形平铺在下层，然后脱下上衣、再脱下内衣同样叠成方形依次铺在上面；再将食钵倒覆其上，最后树立锡杖。依照这样的次序放置上述物品，就成了一座塔。

这种带有覆钵丘的塔，称为覆钵式塔，是古老的佛塔形制。（瞭新社）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