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福建省泉州市举办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司法合作国际论坛（2023），旨在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之间的司法交流与合作，减少法律冲突和司法障碍，更好地解决纠纷、打击犯罪，推动各国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在论坛专题讨论环节，与会各国围绕“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发展”这一主题，结合司法实际分享经验，就共同关心的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共话纠纷多元化解决

国际经济合作、发展互联互通、跨境投资贸易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更离不开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

“最高法在深圳、西安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成立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建立诉讼与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

“最高法高度重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衔接和有效配合。5年来，最高法分3批聘请来自24个国家的61名国际商事专家委员，分两批选定10家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和两家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与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共同构建起了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充分保障中外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主体和方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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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中国大法官们分享了最高法深入推进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及“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设经验，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的创新成果。

多元化解决纠纷不仅是在中国，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最新趋势。

“在萨摩亚，国际纠纷解决途径主要集中在协商和诉讼。更有效的方式是萨摩亚法院将替代性争端解决方式（即ADR）前置于审判程序。这涉及由法院指派的调解员开展的法院指导下的调解和由法官主持的司法解决会议。”萨摩亚独立国最高法院资深大法官维伊·克拉伦斯·纳尔逊介绍说。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伊·古斯蒂·阿刚·苏马纳什看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程度的加深，各国需要继续发展其商事争议解决办法。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在进行商业交易时为公众树立公信力和提供信心，进而激励各方的创新和投资。

共建创新性合作模式

专题发言中，代表们围绕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介绍了各国秉持开放包容、互鉴共赢的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的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专题发言中介绍说，截至目前，最高法已经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机构及20多个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建立友好交往关系，签署70多个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在司法协助、诉中调解、案例交流、法治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取得务实合作成果。

“今年9月5日，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联合国海事公约——《北京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签约仪式及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有力推动国际海事法律统一化进程。”陶凯元说。

“我们刚刚与太平洋地区国家法官们讨论了为解决太平洋地区的环境争端建立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能性。”在发言环节，维伊·克拉伦斯·纳尔逊谈及区域和太平洋解决国际环境争端的新进展。

“商事争议解决机制除了旨在伸张正义外，还能与时俱进发展并寻求更高效且有效的解决方式，从而促进商业交易的顺利运行。”伊·古斯蒂·阿刚·苏马纳什认为，承认外国法域发布的司法判例的问题将越来越重要。在涉及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化时，一国须做好与外国判决互动的预期。

分享数字化建设经验

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日新月异。数字科技如何与法院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国际商事争端公正、高效解决，这些话题也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

陶凯元介绍说，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最高法依托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建立“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为当事人提供立案、调解、开庭等纠纷解决流程的线上办理。此外，最高法通过设立域外法查明平台、制定域外法查明司法解释、建设域外法律和案例库等举措，积极推动解决域外法“查明难”问题。目前，正在制定《“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着力推动“一站式”机制高效运转。

“新技术在解决司法纠纷方面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那些不仅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商业纠纷案件中，技术为推动解决跨国商事诉讼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方案，并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工具。”卡塔尔国最高司法委员会成员、投资和贸易法院院长哈立德·阿里·欧拜德利说。

“我国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哈立德·阿里·欧拜德利介绍说，该国深入推动与各国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执法机构以及专门从事商贸事务的政府机构的合作，提升诉讼程序效率，并针对涉及外国投资者的案件优化诉讼程序。

“我们迫切希望了解各国司法行政系统，尤其是中国司法系统在信息技术和远程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判决以及通过系统化和数字化手段提升司法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论坛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格拉迪斯·玛丽亚·古铁雷斯·阿尔瓦拉多表达了这样的期待。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