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10周年·访谈】

编者按：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近日举行。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发展为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成果有目共睹。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访谈“一带一路”研究的权威专家，从不同角度梳理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为配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光明网将于近日分别刊发，以飨网友。

访谈对象：于洪君，中联部前副部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

访谈人员：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薛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动因是什么？

于洪君：“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被公认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公共产品之一。这件国际公共产品的提出和推广，具有深刻的时代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是说，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时代呼吁负责任大国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呼唤大国政治家以超乎寻常的胆略和气魄，提出新的全球治理方案，寻求新的互利合作之道。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各国合作意愿下降，反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世界亟需新的合作模式、新的合作原则、新的合作理念。过去，西方国家操控主导国际合作，习惯于将其价值观、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强加于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这就导致了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治理理念、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与隔阂。

正是在这种崭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倡导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应运而生。这种合作范式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和历史变革大势，也顺应了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同诉求期待，因此，这件史无前例的公共产品，具有无可置疑和显而易见的历史必然性。

薛力：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十年？

于洪君：这十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持续而全面地向前推进，不断朝着高质量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方向迈进，成果可以说是非常显著。习近平主席在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都进行过阶段性的总结和概括。国际社会总体上对“一带一路”予以了充分肯定。

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说明，“一带一路”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同周边国家乃至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联动发展，它还超越了社会制度差异，超越了意识形态分歧，超越了经济发展鸿沟，超越了地缘政治纷争，助推和引领了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一带一路”充分调动并发挥了项目东道国的主观能动性，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行业、不同标准、不同战略的对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平台。以企业“走出去”为例，我们与“共建国家”在合作项目推进过程中，必须全方位多领域地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包括尊重遵守东道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管理体制和法律规范。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不同治理模式、不同发展理念、不同文明形态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所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十年，就是推动共同发展不断加速的十年，就是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十年，就是从更大范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年。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是中国同个别国家之间的合作，更不是“走出去”的企业同个别外国企业的“专项合作”。它所实践和代表的，是我们的新型国际合作观，即开放、包容、不排除与第三方合作。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亚投行，亚投行从诞生时候的饱受质疑，到现在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成员国从57个增至106个，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可以说，这个结果超出我们原有的预期，充分说明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尽管目前亚投行在海外的投资力度不及中资银行，但随着时间和资金不断增加，遵循最高治理标准的亚投行将逐渐体现它独有的优势。

薛力：中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评价如何，有什么异同点？

于洪君：中亚地区有五个国家，外界可能认为彼此之间差别不大，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都是伊斯兰国家。实际上它们的内外政策和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

土库曼斯坦作为联合国承认的永久中立国，对参加区域安全和经济组织持相对谨慎态度。十年来，土库曼斯坦向中国出口了大量的天然气，双方与乌哈两国合作建设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C三条管线最多可以年输800亿立方米。正在铺设的D线完工后，总输气能力将近每年1000亿立方米。仅土库曼斯坦每年就可向中国出口650亿立方米。2023年，土库曼斯坦政府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对接的谅解备忘录，两国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继续深化互利合作和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中土命运共同体。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的“双内陆国”，但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治国理政思路独特。很长一段时期，该国为维持低债务水平，曾有意与国际资本保持一定距离，有人因此判断该国“封闭”“保守”。实际上，自米尔济约耶夫出任总统以来，乌大力推行各项改革，市场开放度和投资自由化力度不断增大。经济发展活力也越来越大。近年来，乌兹别克斯坦积极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双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全面推进，两国在经贸、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更加积极。我们仅以哈萨克斯坦为例。作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倡之地，该国十年来不仅积极开展对华经贸、产能、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而且建设了以奇姆肯特炼油厂、阿拉木图光伏电站、札纳塔斯风电场、图尔古孙水电站为代表的一批示范性项目，还在通信、数字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等新领域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此外，哈萨克斯坦通过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获得了与亚太国家经济联系的“出海口”，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及集装箱码头每日吞吐量超过150万个集装箱，已经成为高效协调远洋航运、深海港口、内河航道、国际班列和物流站的枢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这十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持续深化。今年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西安举行，习近平主席会晤中亚五国元首并发表主旨演讲，高度肯定了中国同中亚国家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取得的历史成就，并就构建新时代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了系列倡议主张，宣布了多项务实举措。相信未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将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合作更上一层楼。

薛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于洪君：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但不言而喻，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调整。30多年前，我们曾提出坚持“韬光养晦”，后来提出过积极“有所作为“，近年又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些调整变化，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要更强有力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题发挥，将中国和平崛起歪曲为“中国威胁”，近年矛头直指“一带一路”倡议，污称我国违背“市场规律”，布设“债务陷阱”，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奉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坚持平等协商，坚持尊重各国的自主选择。中国注重保持透明和开放，注重与各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注重与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互为补充。中国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目标。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与近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一脉相承，都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体现和重要抓手，共同彰显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和平与发展，谋求合作与共赢的时代担当和优秀属性。

薛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什么变化？

于洪君：“一带一路”用十年来的切实发展成果，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开放、包容的合作者和建设者形象。国际社会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找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超越地缘利益纷争，超越发展水平鸿沟，共谋发展进步的新方向、新目标。另一方面，“一带一路”也招致了一些不客观、不友好的评价，引发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戒心和猜忌。这是由于“一带一路”模式冲击了既有的西方国际合作模式，打破了从前西方国家划定的势力范围和霸权体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对冲“一带一路”，推出了以“B3W”为代表的另类合作计划。对此，我们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要正面回应合作伙伴对“一带一路”的疑虑和责难，相信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薛力：对于“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应对？

于洪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前无古人、涉及全球的重大事项，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风险、压力与挑战，在所难免。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及国际政治关系、世界经济格局、地缘安全架构、文明共存态势，深刻性与复杂性超乎寻常。

因此，“一带一路”的风险与挑战也表现在政治、经济、生态、人文、安保等各个方面，其中既有西方势力恶意炒作破坏中国与东道国的合作，也有因为地区安全局势动荡所引发的意外冲击，还有违法犯罪、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经验不足、手段不足、能力不足所导致的诸多问题。

下一步我们要针对上述情况做阶段性反思和针对性整改，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例如：进行资源整合，对目前千军万马走出国门的局面进行有序引导和控制，避免出现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对当地政策环境做好跟踪研究和预判，涉及政治问题、民生问题和历史文化问题的项目要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对项目整体有客观的论证和评价，完善风险评估机制，规避前景不明或效益不彰的项目，强调依法合规经营，按照国际规则行事。

薛力：智库与高校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于洪君：智库就是思想库，某些情况下，也可称作智囊团，发挥参谋、顾问作用。我国智库发展很快，无论从事国别与区域问题研究的学术型智库，还是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专业型智库，都可以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穿针引线，搭建桥梁，起到上通下达、出谋划策的作用。智库可有针对性地为相关项目或工程进行可行性研判或评估，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但要避免千篇一律、自说自话，陷入学理主义和繁琐考证。国家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智库国际交流与合作，尤其要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丰富多彩的智库交流，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推进“一带一路”人力资源培训和职业技术教育合作。这不仅有助于增进共建国家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共建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社会经济情况，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的民情民意，为促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造福共建国家人民，做好政策咨询和对策建议服务。

薛力：NGO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于洪君：中国NGO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背景与作用，千差万别。总体上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社会认可度不是很高。长远看，鼓励并扶持中国特色NGO健康发展或许势在必行。未来要积极鼓励有实力有影响敢作为善作为的中国NGO“走出去”，作为政府和市场的补充性力量，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助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访谈时间：2023年7月5日；访谈地点：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录音稿整理：许晓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录音稿校对：薛力。本文经受访者审定。）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