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份关于留守的自述。

七月，夏日炎炎，暑假来了。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暑假也是他们进城与父母见面的日子。父母离开农村前往城市谋生，或者从一个城镇流动到另一个城镇谋生，把孩子留守在老家。他们上次见面或许还是年初的春节。

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在2020年，全国流动儿童 7109 万人，留守儿童 6693 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合计 1.38 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 46.4%。而这意味着有接近一半儿童直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人们认识留守儿童的视角，也从过去的“农村留守儿童”扩展到了“城镇留守儿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都有留守儿童。

留守，成为众多孩子必然面对的经历。

▲《念书的孩子》（2012）剧照。

我是留守儿童

我不知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的，或许是高中的某天偶然翻到一篇新闻报道才晓得这个词。这个时间段是2006年至2009年。

要是说初次接触，再早些时候也不是没有可能。初中常到一个旧书摊逛，镇上没有当期的杂志卖，唯有一些过期的，新的有本世纪最初几年的，旧的便是上世纪90年代的，至于其来路，大多是做这个行当的老板在城市收捡废品，根据折旧和厚薄程度做点归类处理，随后流动到乡镇，实在卖不出去的再送往废品站变为废纸。这是一个比较粗放的市场，什么类型的杂志或期刊都有几本，并没有目标读者。得益于它们，我知道了许多有趣的都市术语和奇闻逸事。而那个时候处于世纪之交，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城乡大流动到了此时，规模是空前绝后的，其间诸如“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等词语已经进入大众传播范畴。甚至，若是去检索中文期刊数据库，连以此作为关键词的期刊论文在那几年也开始了增长，有的年份如2004年相比于上一年算得上是翻倍了。照这个情况来讲，有关“留守儿童”的报道和研究也应当是多的，但直接论述“留守儿童”的其实到2005年都十分稀少，当年文章更多的是提“农民工子女”。这也不奇怪，人们站在城市，首先关注到的当然就是城市人群变化，也便是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跟随打工父母来此漂泊的孩子。如果说，“农民工子女”是近距离的观察，那么“留守儿童”则是远距离的观察。或远或近，是站在城市的角度来讲，这是因为报道者和研究者在城市，媒体机构和科研机构也在城市。用“留守儿童”这个后来众所周知的概念做思考，当时有则有之，不多见。人们更习惯的还是直截了当地提问“父母打工去了，孩子怎么办”，或用一个词叫“留守子女”，其构词角度和“农民工子女”一样，还是在城市打工的父母，而不是孩子。

▲《遥望南方的童年》（2007）剧照。

那么有无可能，在某个瞬间，在某本杂志上，与父母在外打工相关的内容在我跟前一晃而过？这只是一种并无多少意义的假设。就算有人指着它告诉我这是“留守子女”或“留守儿童”，大概也引不起我的兴趣。难道不是大多数同学的爸妈都得出远门打工挣钱吗？

当然不是的，但这个简单的生活认知也得到高中这个阶段才产生。到了县城读书才感知到，在“县中”有许多学生住县城。当收到的“情书”提了句“我爸把出租车开回来”，本来只是随口一说，在我读来却是“他爸爸是司机，家住县城”，家庭差别有点大，应了那句俗话说的，“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与初中不同，高中在县城可在报刊亭读到当前的杂志、当日的报纸。那个时候最喜欢的是《文摘周报》，期期必买，它的文摘又以社会新闻居多，摘选了许多观察社会问题的报道，说不上来是否读过“留守儿童”，没有印象了，可要说见过必定是不会错的。何况在2006年和2007年，讲“留守儿童”的文章开始和讲“农民工”的一样成倍增长。问题在于，它同样无法引起我多少兴趣，它被认为是沉重的，是在“往回看”过去的童年、“往回看”背后的村子，而青春热烈向前，向往城市之光，总会有意去回避。

有一点可确定，我在这个时候头一回意识到自己就是人们说的“留守儿童”。我的爸妈是农民工，他们常年在城市打工谋生，我是由奶奶带大的。

多年后，在一家科研所实习。“你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负责人问。

“他们还在打工。”

“我们所里也还有同事的父母也是一直在打工。”负责人担心伤了我的自尊心，强调父母打工这件事没有什么，是常见的。接着她补充了一句安慰的话，大意是“留守儿童成长不容易”。这句感叹或许是出于她做社会政策研究的职业习惯，她了解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的无奈和苦楚。

这是我第一次从他人口中听到“你是留守儿童”。

接着开始北漂，毕业到新京报书评周刊工作这几年，我会去回忆留守经历，也听爸妈讲他们的打工故事。

分离的经验

传统的农耕人一年到头耕地为生，用吴景超先生的话说，“除却衣食住的消费之外，便没有别种享用可言。终年碌碌，无非为自己要吃饭，一家人要吃饭而已。”（参见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在此种模式之中，一家人终日在一起，没有其他娱乐消费，顶多是大人赶集置办东西、孩子上学、妈妈“回娘家”才可能有一些短暂的分离。

当然，其他情况也有，比如在我老家四川打麻将者不计其数，改革开放之初，在本地农村甚至有“连麻将都不打，没有出息”的说法，沉迷于此的父母，是无法让娱乐和照顾孩子两件事兼得的。我的理解是，“土地下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后，闲暇时间多了，敢于拿钱打麻将的人，多少都有一些传统农耕人不具备的胆量，而这与外出到城市打工闯荡需要的品质是相符的，要是这个人干活还不懒，在那个年代跑进城市多半能赚到钱。如果说打麻将会在什么地方面临道德责难，多半就是耽误了照看孩子，“连娃儿都不管了”。让他们侥幸的是，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四处是本村人的“安全眼”，有的在下地干活，有的在放牛，有的在闲扯聊天，若是哪家孩子要跳进池塘洗澡或者干其他坏事了，一般有人看见了都会喊几声。即便到今天，打麻将的人还在把照顾孩子的任务寄托给熟人，只不过村子里人少了，熟人变为了其他人。大姨在乡镇开麻将馆，据她说，有客人打麻将，必须得帮他们照看孩子，包括换尿布、喂饭、上厕所等，不然客人下次就换家麻将馆，得罪了他们就没有了生意。有一年回家，碰见个背着书包蹦跳的孩子，大姨笑着招呼他快过来，孩子有点害羞，“小家伙还是我抱大的，都不认人了”。我有点震惊，一个人的童年，竟然大部分时间都是由其他成年人陪伴的。

这是题外话了。总之，其实在传统的农村家庭，我们的父母原本都缺乏与孩子长时间分离的经历，也缺乏处理这类分离的经验。

我的爸妈也一样。最早出远门的是爸爸。

▲1990年，爸爸不知所措地抱着我。（本文作者供图）

在我刚出生不久，他就外出到广元打工，这是一座在川北的城市，老家在川中，从老家去那里约三百公里。他初中辍学后先学了篾匠技术，接着发觉还是机械更吸引他，转而学了木匠。头一年去广元，背了笨重的刨木工具。走在陌生的城市街道，晚上他也不找个地方睡觉，走走停停，翻护栏、蹲路边，身上仅有几个钱得留着吃饭。如今想来实在不敢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几天的。

爸爸在这座小城市做了几年工，慢慢地，我也长大了一些。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到家的那天，院子里围过来许多大人。他从手提包拿出一些小玩意，眯着左眼，把它放在右眼跟前，旋转着某个机关，一边调试，一边说着它的功能。后来知道它叫猫眼。我不记得这究竟是在哪一年，我有多大，只记得必定是在我两岁或三岁的事了，因为在1994年，妈妈也和他一起出门到成都打工了，换了城市。再说回当天，我偷偷望着这个被人围着的男子，也想把他手上的东西拿来玩，却不敢说一句话、一个字，也不敢哭，而他似乎也没有留意到我，一直跟其他人聊天。我想，他当然没有忽略我，也想我了，但没有哪个经验告诉他跑过来抱一抱我，他肯定不好意思有任何亲密举动，身边也没有人向他展示过。

在家的日子，他忙于鼓捣机械，这是他唯一的娱乐项目，只要不是睡觉和吃饭，多半就是待在机器堆里。有毛病就修，没毛病就改进。村子里的摩托车坏了，都来找他。他也无暇顾及其他事了。某天我调皮影响了他，他不知怎么制止，干脆放下扳手，把我提起来打了一顿，我哇哇大哭，哭得越大声他下手越重。妈妈见他如此动手，骂了他，“该打的时候不打，不该打的时候打”。在外奔波吃苦，一天忙到黑，到家见到孩子还不懂事，怎么办？他是缺乏方法的。

不过爸爸有超乎我想象的反思和学习能力，也因为这个特点，他最后一次动手打我是我读小学一年级，那晚他通宵做了一个木制陀螺，天刚亮，他把它作为补偿放到我书包旁，从那以后到今天，他哪怕连一句重话也是没有的。遇事坐下来讲道理，要是有部分是他的过错，便是他道歉。

暑假，

搭上了去城市的车

一年四季，我终究和爸妈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前些年读一本叫《追随：中国打工子弟心灵笔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的册子，翻不了几页，就会读到一则离别之苦。有个孩子的妈妈去了城市，“抛弃”了他，等到妈妈返乡把他接走，他的内心是“我理解并原谅了妈妈，我只想对我妈妈说，不管他们走到哪里，我都要追随，请不要再丢下我”。翻读这些故事，是揪心的，而我有时也会羡慕他们能与爸爸妈妈长时间待在一起，他们之间拥有许多琐碎的、持续不断的生活细节。反观我本人，作业本写废用完了需要另买，妈妈打工回到家，我竟然都不好意思开口要钱，无所适从，还若无其事出门，躲在某个拐弯处，托邻居小伙伴去帮忙开口。而等妈妈不在家了，又会去翻箱子，试图偷点零钱。如此别扭，不可想象。这册子中有一个11岁的山东孩子说的是：“虽然我们在北京的家一直搬来搬去，但比起那些不能追随在父母身边的留守儿童，我比他们要幸福得多。”只不过，我对是追随还是留守也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是奶奶去世后的事了，是后话。

▲《追随：中国打工子弟心灵笔记》，易本耀、怀旧船长 编，浙江文艺出版社·读蜜传媒，2017年11月。

与“追随”不同，“留守”的孩子要见爸妈除了春节，也就是暑假跟着去他们打工的城市了。那种兴奋无以言表。

1994年，我四岁上幼儿园，暑假被爸妈接到了成都，那个时候他们在这个城市卖水果和蔬菜，半夜两三点骑车出发到郊县进货，在早晨赶回城区摆摊。

去成都的前一天，我还在地里玩泥巴，忽然听到人说我爸回来了。那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我从玉米地探出头——七月是玉米成熟的季节，秆高一米八九——看见了爸爸，他骑着老式嘉陵牌六零摩托，它在方言里也称“goulizi”，我猜，有可能是讽刺“狗追摩托，不懂科学”（狗在四川丘陵地区算是跑得最快的动物之一），因此以“狗”的发音命名。这是胡说了。且说回爸爸，他穿着新衣服，骑在摩托车上，茂密的头发随风飘扬，因为那一处是上坡路，他加大了油门，没来得及等我便直接骑了过去。

他叫了我名字，我小声答应，扔掉泥巴，有一种“我好脏，他好干净”的落差，畏畏缩缩，不敢上前。说来奇怪，这个感受在四岁小孩子的脑子里也是能产生的。

▲曾经流行一时的大巴，行李放在车顶。图为《马大帅》（2004）剧照。

爸爸载着我去了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刚走一半，胎被扎破，到公路边找了修车铺——后来到县城上高中，每周路过都会多看它两眼，修车铺不见了，先是改为小卖部，后来关门，再之后拆迁。在县城汽车站搭乘大巴，它的车顶有一圈铁栏，圈起来的空间可放行李，有一条梯子直通上面，爸爸的摩托车也搁在那。几个小时后，天色渐暗，路上的车变多了，多条路交叉，整个车窗外满是车灯，看得让人兴奋。这就是城市了。到了汽车站，接着坐上爸爸的摩托车穿行，拐了几条巷子，进了一间平房，见到了妈妈。她做好了饭菜等我们。她从屋外的一个地方接来热水，倒进水盆，其开口似乎有井口那么大。当晚，我钻进了这水盆洗澡。

新鲜感在第二天早上消失了。

醒来发现爸爸妈妈不在，整个房间只有我一人，天亮了，外面传来各种嘈杂的人声和车声。我哭了，喊妈妈，喊爸爸，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有陌生的阿姨来到门口说你爸妈出门了，等一阵子就回来。印象中她好像是房东阿姨，但究竟是不是，不能确定了。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没有那么害怕了，找了凳子坐下来。可毕竟坐不住。把门打开，打算出去找找爸妈。出了门便是一条巷子公路，笔直的，尽头是建筑，我在这路上走了一段，闻到一种陌生的气味，印象之深刻，以至于多年后一旦闻到它就仿佛回到了1994年，每当想念城市，想念在城市打工的爸妈，就会奇怪地产生幻觉，似乎又闻到了。久而久之还怀念上了它。其实它就是垃圾堆的气味！我在那条路上继续走着，遇见几个高个子、矮个子在追打，拿着注射器往彼此身上射水。他们也见到了我，我有点紧张，他们转而都举着注射器朝我走来。我连忙掉头就跑，冲进屋锁上门。然而窗户有破洞，一条一条的水线就从那些地方打进来，屋子里像是遭遇漏雨，很快被子上也有水滴了。我不敢吭声，也不敢挪一步，等门外的嬉笑声没了才爬到床上，擦了擦被子。

▲《关于莉莉周的一切》（2001）剧照。

有一天找厕所，无奈巷子里没有空位，爸爸拿了两块钱让我去巷子另一端的公厕，我把钱捏在手里，直奔路的尽头。入口处坐着一位老奶奶，她向我挥手，叫我到她那里去。把钱给她后，听她好像问了句“要纸吗”，我摇头跨进门框，接着拐了个弯。出来时，她冲着我笑，我也笑了，然后往回跑。

“剩的钱呢？”爸爸问。

我指着路的那边，告诉他交给老奶奶了。

“找的零钱呢？”

天啊，也就是在那刹那，爸爸可能发现一件让他震惊的事，我不知钱有大小、多少之分，误以为钱只是按张计算的。他让我回去告诉值班的老奶奶还有零钱未找。老奶奶掏出一大扎零钱，抽了几张数了数给我。当天晚上，爸爸买了作业本和铅笔，在凳子上教我算术，还有区分不同的钱。

不久，妈妈带着我去一条在河边的街市，买了红色的书包，正面印有一只熊。我好开心呀，有了第一个书包。妈妈把它挂在墙上，着力点是背带，风扇吹来，书包围着那个点旋转起来。我坐在水盆里洗澡，望着它，希望这个暑假别那么快结束。

掀开窗帘，

可以看见妈妈

1996年的国庆假期和“农忙节”（农村中小学曾有的一种假期，目的是让孩子回家帮家人干农活，后来取消了），奶奶带着我坐大巴去了爸妈打工的住处。

这是艰难的一年。

爸妈骑挎子去郊县进货，半夜路上起雾，因为让来向的小客车，滑向路边侧翻，两人都昏迷不醒，失去知觉。得亏路过的好心人帮忙，他们醒了过来。爸爸重新骑上车，载着妈妈去找医院和诊所，可不了解哪里有，天色也一片漆黑，唯有灰暗的路灯和闪烁的车灯。他们只好沿路找，朝向平时卖菜那片骑回去，一路上敲了几家诊所、药店，都不愿意开门。妈妈讲起这件事时，解释是“大半夜的，人家也不知道谁，万一是坏人怎么办”。好在最终骑回熟悉的地方，寻得一家愿意开门的。爸妈站在门外向医生解释自己是经常在他们家门前摆摊卖水果的两个人，对方听后开了门，帮止血、包扎、开药。

这些都是多年后听爸妈说的了。当时，我只记得他们没有外出，躺在床上，有绷带。不知他们何时康复的。

妈妈的右脸留下了一处小伤疤。

▲春节总是能见到打工回家的爸妈，图为2001年春节。（本文作者供图）

再说回暑假。

2002年，也便是五年级的暑假，妈妈把我接到了他们上班的成都郊区。这一年，他们放弃了卖水果卖菜，改行进了沙发厂。爸爸是开心的，因为这对他来讲是干起了木工本行，而妈妈既可以做他助手，也可以单独做沙发缝纫。那年7月——如果我没有记错是7月17日——妈妈领着我在乡镇坐小巴到县城，换乘大巴去成都，再坐公交和三轮摩托车，几经周折到了住处，一个城乡接合部的农家小院，到沙发厂约有七八百米。

每天临近中午，我便从出租屋骑自行车到沙发厂找妈妈，和她到附近的菜市场买肉买菜，买完途经沙发厂妈妈继续进厂上班，而我呢，骑回住处洗菜做饭，等着他们下班。下午准备晚饭，把这一番流程再走一遍。我常做的菜有回锅肉、清炒豌豆、冬瓜炖排骨等，此外还有最拿手的清炒土豆丝。当然，清炒土豆丝可以做成各种味，菜系不同偏好也就不同，如果按川菜的做法，一般得配上花椒和青椒。下锅有蒜泥，起锅有葱花，吃起来会更清香。我们那儿也喊它“清炒洋芋丝”，因为通常把土豆叫作“洋芋”，带有一个舶来品的印记。喜欢上这道菜是那个暑假的某天，爸妈和朋友聚餐，我跟了去，当天似乎胃口不好，就专注吃桌上的一盘土豆丝，因为它清淡。此后整个暑假都在“抄刀”练习打片切丝，让它比米线细。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有聚餐，若是我做饭，多半都会炒上一份土豆丝。

最开心的还是吃早饭。我们三个人一起揉面团，揪成各式形状，丢进油锅开炸，只要火候把握得好，这东西一着油就吱吱吱地响，立马变蓬松。每人盛一碗稀饭，围着一盘奇形怪状的油炸面条、面团。吃完饭，洗漱后，爸妈便上班去了。起初我会留在家读一本叫《傲世英雄》的武侠小说，它有3册，是在老家乡镇缠着奶奶买的，她不了解其中的类别，只知多点书是好的，所以毫不犹豫地买了。我并非痴迷武侠小说，至今读过的唯一一本也就是它了，也不知作者是谁。对附近熟悉后，有时也会跑到外面，在路边走一走。再熟悉一点后，就变得有些疯了，和几个小朋友玩水仗，到沙发厂溜进海绵库房，爬到海绵上跳高，玩捉迷藏。时间长了，彼此有了情谊，分别还有许多不舍。院子里有三个小伙伴，大概因为他们来得比我早，走得也早，走一个，我就在日历上画个圈，写上他名字。我是8月25日走的，此时院子里已经没有小孩子了。唯有房东的女儿，上初一，扎着一头长发，她个子高，和她玩的也都是初中生。

走的那天，妈妈把我送到了一个叫荷花池的汽车站。让“荷花池”这个名号更有知名度的是荷花池批发市场，与汽车站相去不远，据说后来拆迁，搬到了郊外。

妈妈送我上了一辆大巴，和司机打招呼，请他帮忙照顾。这辆车的终点站原本是县城，但因司机是老家同一个乡镇的人，终点站便变为了乡镇。要是你去的是这个乡镇，都可联系他，省去换乘的麻烦。

我选了个靠窗的座位，掀开窗帘，可以看见妈妈。

妈妈走远了，我控制不住一个劲地哭，把头埋进了窗帘，舍不得离开。

到村子后，奶奶站在窗前远远看见了我，大声地喊我名字问“回来啦？”她做好了饭。

奶奶的孤独

奶奶得知我当天会回家，提前买了肉，切成片，撒点盐防腐。她盼了一整天。我却没有那么开心，吃着米饭，暗自认为味道似乎也有些不对，与过去几十天和爸妈吃的不一样。书包里还放有两个葫芦，一大一小，它们是我和妈妈去菜市场买的，据说放上一段时间，内瓤掉了后，就可以拿着玩耍。晚上睡觉，我也拿着它们，在奶奶看不见的时候抱着它们，偷偷地哭。

我不想回家，我想去城市找爸妈。

我希望回家这天不是“今天”，而是“前天”，若是在前天，那天的中午我骑着自行车进沙发厂见到了爸爸妈妈，然后和妈妈一起去菜市场。哪怕过了两天，“前天”也不是那个前天，而是刚到家的“今天”了，也不是不可以，至少上午还没上车。再过两天，“前天”只能是“前天”了，也还有“前天的前天”，再晚些，还有“上个月”。只要还可追溯，就还能一遍一遍地回忆，直到下次见到他们。

就这样一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告别童年。

2020年新冠暴发之初，居家隔离，偶然找来一部重庆的方言老剧《新街坊邻居》，在它的第34集看到关于分别的一幕。

剧中的老人家放下碗筷，走到装有座机的桌子那里，提起听筒就要给外孙女拨个电话，问一问她是否到上海了。外孙女叫巧巧，刚被在上海打工的爸爸接了去。出发那天，她转身甜甜地说“外婆再见”，接着靠向爸爸，欢快地走了。屋子里只剩下她老人家。刚把饭菜端到餐桌上时，她还按照惯例念叨“巧巧吃饭”。她不知巧巧一路上怎样，有没有受苦，此时是否到了，饿不饿，是否吃了饭，所以这才有拨电话的打算。

▲《新街坊邻居》（2001）剧照。

没有想到老人家停顿了，把听筒放了回去，立马像个情绪波动的孩子一样嘟着嘴，你巧巧都不给我打电话，我还是不给你打了。她这是生气了。

这集叫“你快回来”，是外婆在叫外孙女快回来，没有你呀，我老婆子晚上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观者可能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她老人家，何必埋怨孩子，她去了爸妈那里，只不过晚了一步没有打电话来。这生气莫名其妙。

这就是我的婆婆，我的奶奶啊！

每到暑假可能要去城市找爸妈，她就不高兴，故意闹矛盾，有时情急了还会说“城头有什么好的”。要是铁定了要去，她会再三强调到了打电话。我却从来不知电话那头是怎样的情形，是她一直坐在座机旁边吗？是她在嘀咕怎么还没有电话打进来吗？她可能正吃着一碗稀饭，拌着咸菜，摇着竹扇，望着电视机里的天气预报。

我摸了摸屏幕。

▲《念书的孩子》（2012）剧照。

我也因此才回忆起来，奶奶为何总是打电话说“别耍久了嘛，回来还要写钱纸（月半化钱）”。“月半化钱”是中元节的一种习俗，祭祀离去的亲人，从“故显考”“故祖考”写到“故曾祖考”。而中元节在新历中一般是在8月上中旬，是暑假的尾巴。她是以此为理由希望我早点回家，我却在她去世后才理解她的孤独，是没有人留意也没有人讨论的孤独。我不该兴高采烈到城市去。

2019年奶奶因为糖尿病去世，在葬礼当晚，我和几位亲戚睡在她早些年曾经住过的房间。第二天清晨醒来，发现床头贴着一张我的单人照片。她笨拙地将它贴在床头，一抬头就可以看到。

止不住地哭。

▲《天堂回信》（1992）剧照。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