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剧创作方兴未艾，舞剧市场火爆异常，现象级舞剧成为观众眼中的“以艺术之手，表时代之花”。今天，“舞剧热”被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接受考量和审视，其情感表达逻辑、切入角度的线路、艺术语言的运用等问题也渐渐浮出，引发业界的“冷思考”——有的舞剧人物形象不够鲜明，甚至出现“千人一面”的现象；有的舞剧作品“为评奖而创作”，演不了几场就“刀枪入库”；有的编导“大腕”过于高产，不可避免地产生“行活”……种种现象表明，繁荣的背后泡沫性的隐忧亟待正视与回应。

当前舞剧创作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现实题材作品占比不高，缺乏叫好又叫座的高峰之作。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坦言：“舞剧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一是要敢于应对挑战，持之以恒地深入生活，下大功夫解决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二重关口，提炼和塑造典型，揭示历史发展本质；二是要善于应对挑战，懂得如何艺术地回应时代命题，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

一年四五部剧，留有充足的思考空间吗？

“热潮掀起了大浪，大浪就得淘沙！”广东省舞蹈家协会顾问、一级编导文祯亚表达了对当下舞剧创作的忧虑。他透露，此前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后，慕名而来的创作约请不断，其中不仅有其他艺术门类的编剧寻求跨界合作，还有“星球大战”“阴间对话”等令人啼笑皆非的邀约题材。文祯亚指出，艺术创作不能一味追求速度，但部分舞剧创作明显“超速”了。“有的编导一年可以做四五部舞剧，听说是先把舞蹈编完，再找音乐去填空；还有的舞剧排了一两个月，只用三五天合成就赶紧演出了。这些现象都是不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也造成了一些粗制滥造、效果不佳的作品。”文祯亚强调：“舞剧创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当编导获得成功后，邀约很快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同时创作题材非常明确地被选定好。创作者自身的主动性、选材的自由、思考的深度往往没有了。”冯双白感慨，有的编导一部作品成功后，就认为自己是“孙悟空”，头脑一热一下子接好几部剧。“这就带来了创作上的泡沫和危险，违背了艺术规律，造成了舞剧创作表面上极其繁荣，但优质好作品并不多的现状。”

“面对越来越大、越来越硬的邀约题材，一旦编导违背艺术规律‘硬上’，就更容易造成作品的‘硬伤’。”中国舞协副主席、一级编剧赵明指出，“舞剧市场‘井喷’的当下，创作者更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搞创作。”

人物“似曾相识”，如何突破“千人一面”的创作窠臼？

“描摹日常生活的场面，演员纷纷端出脸盆脚盆、搬出长椅板凳，仿佛不洗洗涮涮就不算过日子；英雄角色的出场动作除了举臂就是握拳，真不知道演员的拳头是捏在胸口，还是握在心里。”回顾近期看过的舞剧，95后观众林先生困惑了。还有不少观众反馈，舞蹈语汇匮乏单调，总给人“似曾相识”的错觉，比如双人舞翻来覆去就这么几个程式化动作，不符合人物的个性特色。

“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近60年仍历久弥新，其艺术魅力的核心是创作了独特的舞蹈语汇，塑造了烙入人心的人物形象。”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一级编导余大鸣表示，突破“千人一面、百剧一种”的创作窠臼，关键就在基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以准确的舞蹈语言创造出具有标识性的人物形象。“从选材的那一刻起，编导就应思考确立自己的舞剧语言，不仅要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还要有准确的音乐形象。由此，才能创作出风格迥异的舞蹈形式、个性鲜明的角色形象，让舞剧拥有千姿百态的艺术美。”

专家指出，玛莎·葛兰姆、默斯·坎宁汉等舞蹈大师被广泛认可，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打破”程式中建起了极具标识度的个人符号。与周莉亚共同创作《永不消逝的电波》《只此青绿》等现象级舞剧作品，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创作中心二级编导韩真直言，一些艺术难题需要在创作过程中逐渐破解。“学习舞蹈时，我们要坚持古典舞风格的准确表达；担当编导后，我们要坚持一步一个脚印的突破创新。”她认为，舞剧不仅要面对学习与创作实践的矛盾，还要面对业内学术观念与观众审美需求之间的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破不立’依旧是舞剧编导的恒定法则。我们要在创作的‘破与立’之间，生长出自己的舞蹈语言。”

同时，韩真呼唤给予舞剧创作者更多自由空间。“有些剧的剧情没有那么紧凑，可能它压根儿就不在紧凑上下功夫，而要创造另外一种意境。好比大家在吃羊肉泡馍的时候，就不要期待它里面有臊子。希望越来越多观众关注舞剧时，不要忘了，羊肉泡馍和臊子面的味道是不一样的。”韩真表示，每一部舞剧都有编导的独特思考，如果所有舞剧都变成一种类型，是观众的遗憾。“空间越大，我们的创作自由度越大，才能真正百花齐放。”

脱离生活的“假诗意”，谈什么取信于观众？

“读懂中国，读懂时代；读懂生活，读懂土地。”大庆市文联名誉主席、一级编导王举认为，真实是舞剧艺术创作的第一要义，也是艺术创作走出浮躁风气的首要切入点——惟有真正扎根生活，才能精准定位作品的精神坐标，这是一部作品的内核与魂魄所在。“近年来，我看了几十部舞剧，感觉一些编导把生活完全扔在了一边。”王举强调，艺术创作不能局限在象牙塔里故步自封。“只有一头扎进生活，才能领悟真谛，找到创作精神坐标，然后用舞蹈诠释出来，去感染观众。”

20世纪80年代，王举曾深入油田钻井前线体验生活。“直升机把我投到草甸子上，那里距离钻井只有一公里，但我走了足足两个小时。看似有草其实到处是泥塘，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去。”王举回忆，有一天他正在井上，忽然听说暴雨要来了，就赶紧往屋里跑。“当大雨倾盆而至时，我却看见，一个个石油工人脱了个精光，纷纷奔到雨里去。他们告诉我，大家已经一个月没有洗澡了。石油工人的生活异常艰苦，却没一个人掉队，这就是铁人精神。”火热的生活点燃了王举的创作激情，我国首部工业题材舞蹈诗剧《大荒的太阳》由此诞生。

植根生活不仅是编导激发创作灵感的路径，也是演员提升舞台表现的阶梯。为了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饰演“兰芬”，上海歌舞团副团长、荣典首席演员朱洁静穿上旗袍，从扫地铺床等繁琐家务中寻找表演的真实感。“不要去演戏，而要去建立生活。”在朱洁静眼里，舞台是造梦的空间，既在生活之外，也在生活之中。“舞剧表演所要追求的境界应当是——当大幕拉开，无须向观众介绍一个字，就能让他们确信你已经与角色融为一体，确信发生在舞台上的一切都是真的。”为此，朱洁静用了近10年的时间，通过《朱鹮》《电波》等800余场演出打磨，形成如今的表演风格。“角色在前，朱洁静消失了。”

“走出去”的舞剧，是否烙下了真正的中国印记？

“舞剧艺术最为直观，它没有语言的障碍，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最好途径之一。”潜心创作《闪闪的红星》《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舞台佳作的同时，赵明思索着中国舞剧的前行之路。“虽然中国舞剧在体量、投资量、观众群等方面堪称世界第一，但有多少作品能‘走出去’？特别是我们当下讲中国方案、中国模式，那么中国舞剧的样式是什么？‘走出去’的舞剧能否具有鲜明的标识度、辨识度，是否烙下了深深的中国印记？”

在赵明看来，建立中国舞剧的语言体系，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并不是穿上中国服装就标示中国化了、借助网络传播就实现国际化了。我们要思考，如何以流淌着中华民族血脉的身体，表达出典型的中国符号？”他建议，编导可以从文学概念、戏剧观念、哲学意念出发，构建舞剧创作核心，并由此呈现具有标识度的文化特性。“我们需要用更中国化的舞剧艺术语言，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

世界之变、时代之题、人民之问，需要中国舞蹈界作出理论回应：如何定义基于中国舞剧实践的研究范式？“在艺术创作中，你所秉持的文化立场，与骨血中生成的哲学立场和文明立场密不可分。”罗斌表示，中国舞剧要形成自己的样式，这正体现了新时代在“两创”精神指引下我们秉持的重要文化立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文明经历着巨大变化。这是每一位艺术创作者都必须面对的严肃话题，也是今天中国舞剧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