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本刊采访了四位专家学者，请他们围绕《建议》提出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等重要内容，畅谈学习认识和体会。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消费品展区，展区汇集了各种“酷”科技与“最”潮流。新华社发

扩大开放：高水平蕴含哪些深内涵

——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

光明日报记者 张翼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十四五”期间，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是什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并对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范围、领域、层次等方面的要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十三五”规划纲要的“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到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一脉相承，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特色愈见明显。

以创新的方式扩大“朋友圈”

“十四五”期间，如何实现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布局？怎样进一步扩大国际“朋友圈”？顾学明指出，要继续推进与发达国家经济联系，并深入推进与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强化多层次沟通对话，以创新的视角和方式挖掘合作共赢潜力，拓展利益契合点，争取同更多的发达国家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矛盾冲突最小化，加快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和高端要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更大的合作力度促进共同发展，整合各方优势和潜能，推动形成基建引领、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综合效应，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共享发展和合作成果。继续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双边开放水平，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与相关国家的自贸区升级，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经济合作关系。

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但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格局依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顾学明表示，“十四五”期间，实现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布局，进一步优化国内开放区域布局，既在有优势地区加大开放开发力度，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又要有效优化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布局，改变我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格局，加快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局面。

顾学明认为，要推进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以我国大市场优势，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使我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增强国内产业和海外产业之间的联系，带动更多国家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等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综合网络，塑造高起点介入、高端环节延伸的国际分工新格局，建立更符合全球分工新格局的“走出去”制度框架。

实现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布局

“十四五”期间，实现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布局有几个关键词：服务业、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开放高地和平台。

“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加快推动服务领域对外开放，结合国内数字经济发展实际，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持续扩大开放，让更多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顾学明指出，“十四五”期间，将深入开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创新，进一步破除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服务贸易模式下存在的各种壁垒，实施与跨境服务贸易配套的资金支付与转移制度；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规范影响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的国内规则，进一步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促进外贸创新发展，加快推动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培育外贸新功能。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有利于进一步解放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加快培育我国经济新动能，从而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更加突出制度型开放

“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更加突出制度型开放，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制度型开放延伸。”顾学明指出，“十四五”期间将不断对标国际先进规则与做法，加快完善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推进有利于培育新的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形成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衔接的经贸制度体系。

当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侵蚀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受到冲击，主要西方大国回归传统的国家主义立场。作为负责任大国，从“十三五”规划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到五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体现了我国对全球经济治理越来越重视，意味着“十四五”期间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将更加主动。

顾学明认为，展望“十四五”，中国将在对外开放一以贯之的接力中，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合作共赢新局面，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更大力量，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消费品展区，展区汇集了各种“酷”科技与“最”潮流。新华社发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访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胡必亮

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7年来，取得丰硕成果。“‘十三五’期间，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数量大幅增加，到目前已有138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经济学教授胡必亮说。

胡必亮表示，这既大幅度拓展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也加深了对外开放的深度。在这样一个不断扩大的新的国际合作框架下，我国与相关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国际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迅速转变成为对外开放特别是向西开放的前沿地区，与中亚、东南亚相邻国家发展深度融合。”

胡必亮指出，由于“十三五”时期我国与中亚、中东欧、东南亚以及俄罗斯等积极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大大促进中欧班列的发展，促进中国与这些地区和国家之间跨境贸易发展，对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起到重要作用，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尤其亮眼。同时，我国与东盟国家多方面积极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促使中国与东盟国家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此，胡必亮表示，应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建议》，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要点。

胡必亮说，首先是抓住核心，着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全面系统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十四五”时期，更需要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基本引领，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再就是把握重点，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建设。”胡必亮表示，在这方面除继续做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工作外，还要加强软联通建设，进一步推进我国与相关国家在规划、机制等方面的对接；加强在政策、规则、标准方面的联通；更加紧密地在教育、科技、人文方面开展合作。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与相关国家更好的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今年全球疫情蔓延，根据抗击疫情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应进一步深化国际产能合作，补短板、强弱项。”胡必亮表示，比如，对于很多“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而言，应特别重视加强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应特别重视基本医疗卫生防护用品和药品生产，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等。

同时，还要完善体制机制，促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要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各项经济合作项目的开展；坚持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多元化融资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遵循国际惯例和债务可持续原则。

“最后就是要特别注意防范风险。”胡必亮说，由于受疫情、世界经济衰退以及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十四五”期间“一带一路”投资建设风险显著提高，管控风险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参观者在服贸会综合展区自拍。新华社发

如何实现拓领域和提质量并举

——访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周晋竹

光明日报记者 张翼

盘点即将过去的2020年，我国开放了金融、基础设施、制造业和农业的市场准入，在这些领域取消或者降低了外资股比的限制要求，我国持续开放的外资准入与欧美国家快速收紧的外资审查、不断增加的敏感产业清单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周晋竹表示，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味着我国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对开放的制度、规则和标准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要更高质量地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同时满足了拓领域和提质量的要求，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表现出扩范围和互利共赢的特点。

我国连续4年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持续降低。2017年至2020年，我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由93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版的负面清单仅有30条。

近年来，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外包化、数字化、高端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愈发明显，服务贸易对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建设贸易强国、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周晋竹指出，服务业未来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我国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门槛将大幅度降低，以国际化、透明度、开放度为标准，或将分步放宽、取消对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及自然人移动的限制，实现既准入又准营。

“我国自由贸易区（FTA）建设已经成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之一。”周晋竹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我国已经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并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未来，我国FTA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将更趋于联合启动、互为促进。

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周晋竹表示，RCEP的正式签署，不仅结束了东亚地区“活跃的区域内贸易”与“制度安排长期空白”的失衡状态，更体现了亚太地区国家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共同意愿。我国服务贸易开放承诺达到了已有自贸协定的最高水平，开放的服务部门数量在我国入世承诺约100个部门的基础上，新增了研发、制造业相关服务、空运等22个部门，并提高了金融、法律、海运等37个部门的承诺水平。15个成员均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5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较高水平开放承诺。

图为海南三亚国际免税城。新华社发

为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建章立制

——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沈国兵

光明日报记者 曹元龙

观察近些年全球经济治理形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孕育。把握大势，看清走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这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态度和主张。”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沈国兵表示，“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问题突出、全球经济治理低效率与缺乏代表性等问题，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愈发紧迫，势在必行。”沈国兵表示，具体来说，某些国家肆意破坏WTO多边贸易规则，动辄“退群”，严重削弱自由贸易体系。一些国家主张“脱钩”，对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构成挑战。疫情全球蔓延引发了全球性贸易限制和禁航禁运，给多边贸易和投资增加不确定性。

在沈国兵看来，“十三五”期间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取得积极进展，为继续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坚持建设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TO等机构进行国际政策协调，并支持WTO健全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完善争端解决机制，促进了多边贸易体制包容发展。另一方面，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不断推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加快自贸区谈判、人民币入篮、发起成立亚投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

展望“十四五”，沈国兵特别强调规则制定和机制建设，认为这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朝着公平合理方向迈进的重要保证。

“中国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沈国兵认为，中国将借助进博会等平台，深化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改革，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双循环的中心枢纽城市和节点城市支撑中国大市场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改革。继续推进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契机，加快构建要素流动一体化大市场，充分发挥中国参与治理规则制定的影响力。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重点加大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工业园区国际化建设，发挥园区国际循环的枢纽功能，形成国际投资贸易合作机制。

沈国兵表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与不变并存。改革不是全盘否定已有治理体系，而是在尊重现有国际治理规则的同时，积极创设新的治理机制。可以预见，中国将继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推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IMF、世界银行、WTO等多边规则改革，通过完善治理规则直面经济全球化遇到的挑战，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同实现更高质量、更具韧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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