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获悉，我国制造服务业发展将迎来新一轮升级。有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展开相关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就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并将在完善后尽快发布。地方上，湖北、吉林、河北等多地正密集试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力促制造业转型升级。业内称，政策红利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将进入加速期，智能工厂、健康医药、现代物流等行业也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制造服务业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造业新业态，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新形式。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企业数量大幅增长，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2.9%，增速明显高于其他服务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涛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边界日益模糊，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型制造产生很多新业态新模式。但总体看，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还存在不少问题。

数据显示，全球制造业服务化、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产成品贸易中约1/3的价值增值来源于服务业；德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投入中的服务投入占比达30%以上；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的服务收入占比普遍超过30%。与之相比我们仍有差距。 “下一步，推动制造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是要以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紧扣产业链价值链的核心环节，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能力。”刘涛说。

记者了解到，有关部门正紧锣密鼓研究部署，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发展。

今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开展推动制造服务业发展专题调研，并组织召开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发展专题座谈会，研究进一步推动制造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要通过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发展，提升面向制造业的社会化、专业化、综合服务能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从而稳固和做强产业链供应链，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打造制造业新优势。

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司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征求与会单位意见。据悉，相关政策文件和细则将在完善后尽快发布。

业内指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制造服务业发展、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发力点。应优化相关制度环境，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融合发展。

早在2019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记者获悉，为推动该意见落地，地方近段时间密集启动相关试点。其中，湖北、吉林、河北等地相继发布试点方案，明确提出“两业”融合的重点方向，并给出时间表。例如，11月2日湖北印发的方案提出，聚焦“制造服务业与服务产品化”，构建促进“两业”融合发展政策体系和产业生态。

11月9日广东中山印发的方案指出，制造业服务化重点推进智能家居、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装备业、健康医药等行业的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重点推进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研发与技术服务、检验检测认证服务等行业的服务化。争取未来三年评选20家左右“两业”融合试点企业，评选2-3个试点园区。

资金保障也成为试点方案的重要内容。吉林提出，鼓励金融机构向“两业”融合发展企业和项目提供适应其生产和建设周期特点的中长期融资。河北表示，鼓励金融机构向试点企业提供中长期融资、并购贷款、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并要求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以奖励的形式向试点企业倾斜。

“各地陆续开展融合试点，并在基础较好、具备一定规模的园区和企业进行试点示范，有利于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进而探索出一条可操作性强、成功率高的实施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剑波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业内指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并对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等作出部署。政策红利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将进入加速期，根据各地“两业”融合重点领域，未来智能工厂、健康医药、现代物流等行业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佳元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从改革思路和政策发力点上看，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首先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金融保险、电信通讯、铁路运输、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进入的壁垒。消除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在用地、税收、科技创新、金融、要素价格等方面的不合理政策差异。鼓励在规模和服务质量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实施跨行业甚至跨地区兼并重组战略。

此外，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把握住国际服务产业转移的机遇，引导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加大资金扶持，设立由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的“两业”深度融合专项基金，对融合发展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等给予支持。

赵剑波也建议，破除发展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原有的政策文件应及时调整升级，另一方面要清除重复征税、创新认定、统计分类、服务业供地较少、金融支持不足等体制政策障碍。他还提出，要调动行业内大型龙头企业积极性，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迈向价值链更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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