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的增速目标普遍亮眼，除了苏州设为5%，其余城市均在5.5%～7%之间，目标增速基本都将高于2022年的实际增速。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根据2021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这些城市的GDP总量约占全国总GDP的四成。万亿GDP城市在2023年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速。

事实上，这些城市发布的经济增速目标也确实与各机构、学者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相似。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5.1%左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则指出，5%是2023年GDP增长的“底线”。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会是经济复苏反转的一年，不过，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仍然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中部地区或成增长亮点

上述12座城市中，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最高的城市是郑州和长沙，目标定在了7%。另外，同为中部城市的合肥和武汉也将GDP增长目标定在了6.5%以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所教授张可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东部地区城市暂时遭遇发展“天花板”的当下，中部地区的核心城市是中国未来增长的亮点。

“过去，沿海地区是对外开放的前沿。但是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可能触及到‘天花板’，而中部地区将会成为我国未来对外开放的新前沿，这是逐渐向内陆推进的发展态势。”张可云说。

另外，中部城市较高的增长预期，也与其较小的基数有关。张可云指出，郑州和长沙都是GDP刚过万亿的城市，基数较小，因此虽然增长率较高，但绝对增量不算很大。相同的增量，对于长沙可能是3%的增长，而对北京可能只有1%。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接下来，武汉、长沙、郑州、合肥等中部地区的万亿GDP城市，将起到较强的带头作用，他们发展的引擎在于工业与创新。以长沙为例，其工程机械领域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而在产业链效应之下，长沙也将会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张可云认为，当前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省内甚至是区域范围之内的市场应是统一的。围绕中心城市，不同地区之间应分工合作，有意识地把产业从相对分散变成相对集中，也就是所谓的“一荣俱荣”。

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无论是郑州、济南提出的“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还是合肥提出的促进消费，“创新数字化、品质化消费场景，发展新零售、电商直播等新业态”，扩内需、促消费被万亿GDP城市摆在了2023年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上。

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2023年经济工作的第一条，并“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内需是2023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发力点，因为受疫情冲击最大的领域就是消费，而在防疫政策优化之后，消费也是比较容易恢复的。事实上，最近他已经观察到消费恢复和经济运行加快的迹象，这些迹象都对于设定经济增速目标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刘元春也认为，此前由于疫情的冲击，消费出现了非常态化的收缩，随着疫情冲击的高峰过去之后，中国经济社会秩序将正常化，消费将会出现恢复性上涨。另外，国家和地方也会出台相应的消费刺激政策，因此2023年消费出现较为明显的复苏和回升是确定的。不过他也指出，相较报复性消费，更大的可能是循序渐进的消费回升。

在这个过程中，万亿GDP城市将成为有力引擎。董煜指出，它们都是区域中心城市，消费能力强，恢复潜力大，对周边地区的经济运行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不过，董煜也强调，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拉动内需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还要关联供给侧改革，后者是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他指出，消费的提振将推动产业的升级，通过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经济运行体系的效率。

投资仍是关键词

不难看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背后，投资仍然是关键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抓手之一就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2022年，中国基础建设的投资增速已接近10%，未来一年还将继续提高。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万亿GDP城市广州市提出，将大抓有效投资潜力释放，以重大关键项目牵引投资增长。几天前，广州市发改委副主任陈旭在广州一季度重大项目发布会上说，今年广州拟安排项目1722个，总投资超6.5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5261亿元，相当于平均每月超过400亿元的投资额。

这其中，总投资超100亿元的项目149个，包括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在内的九个项目年度投资将超过50亿元。陈旭指出，今年广州在基础设施、产业两大领域年度投资均将超过两千亿元。目前，正加快项目开工进度，做到“应开尽开、能开早开”。

同为万亿GDP城市的福州，也在新年首日开工了一季度177个重大项目，总投资983亿元，涉及产业发展、社会民生、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其他万亿GDP城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也能看出其在投资方面的信心。郑州、合肥都将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定在10%及以上，郑州为15%，合肥为10%左右，均高于上年目标。

刘元春指出，扩投资确实是2023年关键性的稳增长项目，从投资的增速看会有明显回升。不过，这其中也面临着不确定性，比如房地产。政府着力于房地产行业复苏的投资，依旧是中国稳增长的一个核心。但其触底复苏的进程究竟将如何展开，底部会出现在今年的二季度还是三季度，会对全年的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房地产调整与以往不同，周期会更长、底部会更深。

张立群也认为，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是2023年扩大内需的另一大抓手，它将和基建投资一同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带动就业，带动居民收入和消费，进而助力经济全面回暖。张立群指出，应该把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满足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积极解决年轻人、新市民等在城市的住房需求，此外在房住不炒原则下，相关的需求管控政策应加快放松，这些都会把过去受到多方面压制的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充分释放，支持房地产市场的全面恢复。当然，政府也应该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努力“兜底线、保交楼”。

遏制举债冲动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增加投资的同时，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将会得到遏制。

2023年1月5日，财政部公布了对政协委员《关于进一步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提案》的答复函，提到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债务违约处置机制，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依法实现债务人、债权人合理分担风险。

刘元春指出，财政部公布的“中央不救助”原则是个重要信号，“地方政府不能私自举债，这是底线和红线。”他认为，疫情防控导致的经济下行使得地方政府面临压力，会令他们进一步隐形化债务，比如私自征收费用和虚构财政开支。如今，财政部发出了“谁家的孩子谁抱”的信号，意味着要打破这种刚性兑付的行为，强化债务的刚性约束。

“这是向市场发出的信号，让各种资金主体不能违规借钱给地方政府。”刘元春指出，由于新一届政府的换届效应，如今很多地方都急于摆脱疫情造成的经济疲软状态，产生举债投资的冲动，“中央不救助”原则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些冲动，“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压制投资快速上升的局面，但对地方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同时也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控制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原则对万亿GDP城市尤为重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城市也将会有更好的良性发展。他指出，这批城市是中国的中流砥柱，他们的产业结构如果是良性的、代表未来的，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是没有问题的、有未来的。

不过，在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之外，还应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刘元春强调，要进一步令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令政府的投资行为和举债行为更加阳光化，最重要的是，让地方政府行为在法治规则的范畴中运行。

张立群对地方政府最终化解债务抱有乐观的预期。他说，地方政府的债务困难只是阶段性现象，随着中国经济整体的回升向好，居民、企业和政府的收入也会持续回升向好。基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政府筹措资金的能力和潜力依然巨大，能有效化解当前的财政资金困难。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