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来，国际上一些人士对中国经济做出预期。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去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将今天的中国比作1990年的日本。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中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经济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也不可持续。

萨默斯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而日本的人口仅仅是美国的1/3强。认为日本将在总收入方面超过美国的确是不理智的想法，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人均收入要达到美国的3倍。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要接近美国的1/4就能实现总量超过美国的目标，这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

其他绝大多数看低中国增长前景的预期，都建立在对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低预测上。例如，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简单地假设，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下降，到2035年趋同于美国的水平，即2.2%。基于这一假设，他们得出了中国将永远无法追上美国的结论。

中国的真实潜在增长率

预测一国的潜在增长率对于判断其经济走向十分重要、却并不容易。根据罗伯特·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是预测成熟经济体潜在增长率的两个有效指标，前者能衡量一个经济体整体效率的提升，这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良上。学界广泛认为，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年均大约为2.2%。而追赶型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资本累积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牢记这一点，人们便可大体预估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潜在增长率。

中国的居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而生产性资本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的3.6倍。假设所有储蓄都转化为资本，中国的资本存量将每年增长12.5%。中国的基础设施大都相对较新，每年合理的折旧率为5%。如此，中国的生产资本每年净增长率为7.5%。由于资本对生产的贡献是50%，由此可以算出，资本积累对于潜在增速的贡献为3.75%。

我们需要认识到，绝大多数全要素生产率的测量指标都源自所谓的“索洛残差”，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顺周期性。中国经济增速在过去十多年间放缓，一些研究人员据此得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极低甚至为负的结论。然而即便如此，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占比下限为20%，上限则可以达到40%。以3.75%为基础，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在4.7%至6.3%之间，平均为5.5%。

未来数年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将会下降。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居民储蓄率已经下降了7个百分点。而国内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则在不断上升。克鲁格曼认为中国消费者支出一直保持在低位，这是错误的。自2010年以来，中国已经开启了再平衡的道路。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一进程，但在疫情结束后，这一反转很可能不再持续。

以2010年至2020年居民储蓄率下降速度计算，在目前47%的储蓄率基础上，到2030年居民储蓄率预计将下降至41.4%。假设生产性资本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依然为3.6，但资本折旧率增长到6%，资本积累将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2.75个百分点。假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整体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依然在20%至40%之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将在2030年下降到4%的平均水平。2023年至2030年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为5%。

依照这一增速，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能否在2030年追上美国？答案取决于美元同人民币之间的真实汇率，即名义汇率加上两国的通胀率差。2022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10%以上，美国的通胀率大大高于中国。但在未来数年内，这不太可能成为常态。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果一国的生产率增速高于其主要贸易伙伴，其货币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便会发生实际升值。对历史数据的研究显示，中国生产率增速比美国高1个百分点，人民币实值便会对美元升值0.4个百分点。未来，中国不太可能停止生产率追赶的脚步，因此，人民币兑美元不太可能出现真实贬值。

美国经济在2023年可能会经历一定程度的衰退。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过了拐点，开始收窄。与之相比，中国经济将会复苏。由此一来，人民币将会重回对美元真实升值的通道。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是美国的72%。假设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2%，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美元和人民币保持在当前的真实汇率，据此计算，中国将在2029年追上美国。

短期面临的具体问题

然而，潜在增长并不是已经实现的增长。一国能否实现其潜在增速取决于是否存在足够的需求。过去3年，中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创造需求。但投资存在局限性，必须面对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因此最多能够为增长贡献2至2.5个百分点。未来几年，出口的作用也将下降，因为多数国家经济在减速。因此，中国必须提升国内消费来创造足够的需求。

国内消费增长面临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是新冠疫情将如何变化。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预计多数城市可能会在春节之前达到感染峰值。2023年春天，中国大多数地方都将回归正常生活。

最近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鼓舞人心的信号。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将精准有力。会议还强调扎实做好房地产市场“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可以预期，房地产业可能会在2023年恢复增长。房地产业是一个长链条行业，对于提振国内消费有着重要意义。将所有因素综合起来，可以预期消费市场将在2023年复苏。疫情前消费增速在7%以上。如果中国要实现5.5%的潜在增长，消费增速达到5.4%就足够。后疫情阶段，实现这个目标应该在预期范围之内。

经济转型为新增长期定基础

2010年之前，中国依赖出口和投资来驱动增长。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增长模式。但要意识到，这对当时中国来说是一个自然选择。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完整的生产网络，同时国内市场依然偏小，出口便成为天然选项。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开始攀升。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自然而然会向基础设施和工业设备领域投入大量资金。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全球需求下降、出口增速放缓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首先，国内消费不断增加、居民储蓄率下降，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下降。在疫情之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65%，再把中国经济称作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已经不再合适。

其次，中国政府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尤其是推动钢铁、煤炭等行业去产能。

再次，创新成为热点。在许多领域中国抵达中等技术领域的全球前沿，几乎每个行业都出现隐形冠军。比如，中国原本是电动汽车产业的后来者，却在10年间一跃成为领头羊。2022年前11个月，中国电动汽车销量超过600万辆，占全球总销量的70%以上。中国光伏企业生产了全球3/4的光伏面板设备。风能投资近些年占到全球风能总投资的一半。依靠发展与创新，中国正成为全球清洁经济的最大贡献者。

最后，中国政府通过积极稳妥的去杠杆努力，成功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人们认识到，钱不可以生钱，钱只有用到实体经济时才会产生价值。服务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机构的优先事项。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呈现增长与转型交替的周期循环。20世纪80年代是高增长的10年，动力主要来自农村改革。20世纪90年代进入一个调整期，主要是解决城市里的一些经济结构问题，这轮调整为中国经济在20世纪头10年的现象级增长扫清道路。过去10年则是另一个转型期。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这轮转型期过程并不剧烈，却同样为未来更长期的增长清除了障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新的增长期即将到来。

老龄化的影响被夸大了

一些国外观察人士经常把所谓“扭曲”的经济结构以及老龄化视为阻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两大要素。然而他们口中大多数的“扭曲”已经在过去10年间被纠正。而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实际上被夸大了，至少未来10年是这样。

中国毫无疑问正在经历老龄化。但有关老龄化将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经不起仔细推敲。

一般认为，老龄化阻碍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但这个因素在现实中受到其他因素抵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2049”课题组的研究团队估计，未来30年内，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能够替代的劳动力数量超过因老龄化而减少的劳动力数量。这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失业或者至少是结构性失业是比缺少劳动力更为紧迫的问题。

另一个抵消因素是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如果以经过教育回报率矫正的教育水平作为生产率的评判标准，20多岁年轻人的生产率是40岁和50岁人群的两倍。这意味着，仅凭持续增长的生产率便可抵消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下降。

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担忧是老龄化会导致消费增长放缓。日本的经验似乎坐实了这一担忧。尽管存款利率为负，但日本老年人依然坚持储蓄。问题是，不同于日本，中国居民收入依然在持续增长并创造新的消费。与父辈相比，中国的年轻一代更愿意借贷消费。此外，未来10年至15年将会有1.2亿人要进城，拥有稳定收入的城市居民将带来更多消费。

诚然，中国经济仍面临挑战，但外界不应夸大中国经济放缓的速度。即便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中国也很可能会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行业，资本存量净值为60万亿元人民币。中央政府已开始将国有股份划转给社保基金。这些股份将创造足够多的红利，支持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