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元九年（721年），大唐王朝东都洛阳的宫殿内举行了一场庄严隆盛的授箓仪式，唐明皇李隆基亲受道教法箓，成为一名道士皇帝，为他授箓的正是著名道士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 资料图片

出生于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的司马承祯（647年-735年）是上清派宗师。他虽出自官宦世家，但薄于为吏，笃学好道。21岁时入道嵩山，事潘师正，学习上清经法及符箓、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司马承祯学习十分勤苦，初学道时，“以瓦砾百片，置于案头，每读一卷《度人经》，则移瓦一片于案下”，用这种方法作标记，每日读书上百卷。司马承祯学成后，遍游茅山、王屋山、衡山等诸名山访道，后于“连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木郁郁，四时并青”的浙江天台山结庐定居，自称“白云子”。  

司马承祯于人品及学术负有盛名，数位皇帝都曾诏请入京，向他问道，被尊为帝师。武则天闻其高名，请至东都洛阳，亲降手敕加以赞美。景云二年（711年），睿宗李旦令兄长迎司马承祯入西京长安宫中，问以阴阳术数和修身治国之事。司马承祯以老子无为之意进言：“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阐述了顺应自然的无为之旨和身国同治的道理，睿宗听后深表赞许。后来，睿宗确实禅让皇位给儿子李隆基（即唐玄宗），体现了道家不争、无为的精神。司马承祯婉拒睿宗希望他留在长安辅佐朝廷的邀请，恳请还山。睿宗知其雅善音律，遂赐赠宝琴等物，并撰敕书，以“白云悠悠，遥若天际”表达惜别之意。朝中公卿赋诗相送者百余人。  

其中有好友卢藏用，曾隐于终南山，后官居要职，有“随驾隐士”之称，见司马承祯将还天台，就指向终南山对他说：“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司马承祯以诙谐而讥诮的口吻说“以仆观之，乃仕宦之捷径耳”。“终南捷径”由此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司马承祯无意仕宦，相传睿宗再三诏请，他才应召出山，可离开十余里就后悔了，后世便称此处为“司马悔山”（今台州天台山北），是道教第六十福地。  

唐玄宗深信道教，在唐代帝王中，与司马承祯关系最为密切。他采取一系列政策推动道教发展，使道教进入全盛时期。首先，提高道祖老子的地位，尊《道德经》为诸经之首，亲为之作注，颁行全国；数次给老子封爵加号，以至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其次，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即《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开科取士；并设置崇玄馆、玄学博士，等等。最有说服力的是由司马承祯主持仪式将自己度为道士。玄宗宠爱的贵妃杨玉环亦入道，道号太真。大诗人张祜诗“日光斜照集灵台，红树花迎晓露开。昨夜上皇新授箓，太真含笑入帘来”，即是对授箓情景的描绘。  

为唐玄宗授箓后，次年，司马承祯请辞还天台。玄宗以诗相赠，标举司马承祯高蹈出尘之风，亦流露出对这位贤才的不舍之情。为方便以后召见，玄宗命司马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后敕额“阳台观”。司马承祯之所以选择王屋山，除了是其故乡的原因外，还因这里不同于终南山有成群的隐士和游人，也不像嵩山有众多的佛寺和道观，可以隐于“山林寂系”的清幽寥廓中潜心修炼。不久，玄宗令胞妹玉真公主至王屋山拜司马承祯为师修道，王屋山因此道风大盛。司马承祯作《天地宫府图》，称王屋山为“清虚小有”之天，将其列为洞天福地之首。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将道家的“洞天福地”说系统化、理论化，将分散各处的道教修炼场所规范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后，唐末五代的杜光庭继承其说并加以发扬。  

开元十二年（724年），司马承祯再应玄宗之召入京，讲授上清经法。玄宗厚爱之，从其所请，敕五岳各建真君祠一所，主管祭祀。这意味着道教取得了参加国家重要祭祀的权利，大大提升了道教的地位。这一由司马承祯首开的先例，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事件。  

司马承祯是重要的道教理论家，主要著作有《坐忘论》《服气精义论》《天地宫府图》等，皆被道教类书《云笈七笺》收入。《服气精义论》详细记录了几种服气功法的施行步骤、方法，探讨了服气养生与治病等关乎生命及生命本源的问题。所谓“服气”，亦称“行气”“炼气”“食气”，是呼吸吐纳及导引等养生方法的内修功夫。司马承祯的服气养命理论对道教传统养生功法加以总结和继承，他对道教修炼理论的发展，主要在于后期著作《坐忘论》中。  

《坐忘论》是神仙道教理论的重要著作，以修道明理、入室炼性为主旨。“坐忘”一词，源出《庄子·大宗师》：“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达到坐忘即至于一种外忘其身、内忘其心的修炼境界。司马承祯以《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为依据，融合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和佛家的禅定、止观等思想，提出“安心”“坐忘”的修炼方法，围绕核心思想“守静去欲”，按修炼功夫的次第分为7个步骤：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这7个步骤也是修道的7个阶次，一阶高于一阶，愈往后愈接近于得道状态。  

隋唐时期道教外丹风气仍十分盛行，司马承祯发觉外丹术的弊端，于是转向大力提倡修心明道、精神心性的修炼实践。其“守静去欲”的心性修炼理论引导道教修炼重心发生了转移，从外丹的以炼形为主发展到注重身心一体、性命双修的阶段，是早期道教重丹鼎服饵、符箓祈祷、服气炼形以求长生理论的提高，同时使当时流行的重玄清谈的风气转向具体的宗教实践。司马承祯的学说对后来宋代的内丹学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司马承祯多才多艺，是全能型的道士，一生著述除道教经书、经赞外，还涉及诗词文赋、碑序铭表、乐曲琴论、医药本草等，十分丰富。同时精于书法，擅长篆、隶书，自成一体，被称为“金剪刀书”。玄宗令其用三种书体书写《道德经》，司马承祯刊正其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司马承祯不仅善于书画，还擅长制作铜镜、宝剑、琴等物，曾于千秋节时献给玄宗八卦纹镜一枚。千秋节是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而确定的皇帝寿节，节日之时,全国举行庆祝活动，皇帝赏赐群臣，四品以上官员赐“上金镜”，同时臣僚也要向皇帝献镜。司马承祯所献八卦纹镜颇受玄宗重视，乃御制诗一首《答司马承祯上剑镜》：“宝照含天地，神剑合阴阳。日月丽光景，星斗裁文章。写鉴表容质，佩服为身防。从兹一赏玩，永德保龄长。”从诗中可见司马承祯扶正除邪的道家气质。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司马承祯于王屋山羽化，享寿89岁。玄宗封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司马承祯有弟子70余人，不乏道门中坚。  

（作者：焦玉琴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