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年，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王宫，一场宗教辩论正在进行。某宗教论师见到佛教方派来的论辩对手，大吃一惊——居然是一个10岁的小孩。然而，几个回合下来，小孩逮住对方逻辑上的瑕疵，一顿穷追猛打，对方居然被驳得哑口无言。旁听的罽宾王惊喜不已，当即宣布，为这位获胜的少年每天供养“鹅腊一双，粳米、面各三斗，酥六升”，再派僧五人、沙弥十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位于新疆克孜尔石窟前的鸠摩罗什雕像。 新华社发

这位少年就是从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随母客居罽宾学习佛法的鸠摩罗什（343年-413年）。经此一辩，西域诸国都知道龟兹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天才少年。  

356年，声满葱左、誉宣河外的罗什回到龟兹。龟兹当时有佛寺千余，僧众过万，是西域佛教重镇。罗什在龟兹王宫中发现了《放光般若经》，钻研之后，彻悟大乘佛教“空”的奥义。363年，罗什受具足戒，从卑摩罗叉学《十诵律》，正式成为比丘。其后的20年间，罗什长居龟兹讲经说法，成为西域一带著名的佛教领袖。  

384年，龟兹城外突然杀来了一支前秦军队。当时，前秦君主苻坚已平定北方，兵强马壮。大将吕光攻陷龟兹，次年，掳罗什东归凉州。此后在凉州的17年，罗什熟练掌握了汉语，这为他日后将佛经翻译成汉语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关内有一批僧人如僧肇等慕名到凉州受学，使他得以了解汉地佛教的情况。  

弘始三年（401年），继前秦而崛起的后秦伐凉，罗什被迎请到后秦首都长安。后秦君主姚兴笃信佛教，罗什受到隆重礼遇。在姚兴倾力支持下，他开始了对佛教中国化具有深远影响的译经事业。

姚兴先后在长安逍遥园和长安大寺为罗什建立译场。在此之前，译场为临时译经的机构，并没有固定场所，更没有生成译场制度。罗什入长安后，由译经而后立制度，又由制度而兴译经。罗什得姚兴之外护，十余年间，大兴翻译，道侣三千聚集座下，关中内外莫不仰止。  

罗什在逍遥园和长安大寺主持译场，翻译出一系列重量级的佛教经典。罗什所译佛经，现存39部、313卷，现在仍普遍流通的有《金刚经》一卷、《法华经》七卷、《维摩诘经》三卷、《思益梵天所问经》四卷、《阿弥陀经》一卷、《大智度论》一百卷，还有“三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若干卷。  

中国对佛经的翻译，起于汉末，至鸠摩罗什，已历200多年。早期如三国的支谦、康僧会等译经，偏重意译，如将“般若波罗蜜”译为“明度”，“须菩提”译为“善业”，甚至咒语都按其意思进行汉译。意译较为方便处理梵文佛经“丁宁反复，不嫌其烦”等问题。到了东晋道安时期，之前按“意译”翻译佛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即很多翻译不够准确，尤其是其中深层义理表达不出来。道安在襄阳、长安根据这些佛经说法时，经常遇到“滞句”“隐没”的情况，只能讲个大概意思，无法深入。因此，道安和前秦秘书郎赵政等人在长安组织译经的时候，便提出“质译”原则，即要求翻译尽可能地保留经文原貌及其质朴状态，不必追求华丽与修饰，也不要过多删除。对于违反这一原则的前代翻译，道安批评为“龙蛇同渊，金鍮（黄铜矿石）共肆”，因为其译文夹杂了较多译者个人的理解，致使佛经丧失其本质，特别是未能表达其深层的意蕴。  

道安领导的译经，将准确性放在第一位，方便流通是其次的事情，相较于之前的翻译，不可谓不是巨大进步。但如罗什批评的：“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如果完全按照“质译”原则翻译，虽然是准确了，但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罗什的佛经译经，固然是“意译”为主，且对佛经原文增删较为明显，但不同于道安所批评的“意译”，而是做到了既准确且深度地把握佛经原意，又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好简、喜辞藻的阅读习惯。相比较而言，翻译准确虽属不易，译文文采斐然似乎更难。  

罗什的翻译“质而不野，简而必诣”，是指既准确地把握原文意旨，又将汉语的美感发挥到极致，而且文字简洁精炼。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曰：“今世所行《金刚经》，用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其四句偈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著名的“六如偈”。洪迈注意到，如菩提流支、真谛、玄奘、义净等的译本都是“九如”：“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罗什的译本的确更为精炼，也更朗朗上口。罗什所译佛教经论被人们视为典雅优美的汉语言作品，尤其是《法华经》《金刚经》等文本，“始波腾于朝堂，终风靡于闾阎”，佛经中的大量词语由此开始进入汉语日常表达之中。  

罗什译本还做到了“曲从方言，趣不乖本”，使听者乐闻其音、读者乐睹其形、说者乐使其用。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灭惑论》云：“‘佛’，旧经本云‘浮屠’，罗什改为‘佛徒’，知疹源恶故也。”因为“屠”让人想到屠杀，字义不祥。由此可以看出，罗什翻译时“曲从方言”，非常尊重汉语吉凶字的使用习惯。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五十三云：“虽行余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最尊大，有分别通达力，譬如和合下药，巴豆最有力。”西晋张华《博物志》引《神农经》曰：“药种有五物……二曰巴豆，藿汁解之”，又云：“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可见鸠摩罗什非常熟悉中国人的药物常识。此处的“巴豆”，如果音译为印度的一种药物，那传播效果就会差很多。  

罗什译经还充分注意到了当时长安佛教的实际状况与需求。例如《梵网经》是一部为中国人所撰写的大乘佛教戒律，出家、在家佛教徒皆可受持。这部经文有着鲜明的中国色彩，强调“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罗什之所以选择这部经文，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为了使佛教的教义教规能更好地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相融合。  

罗什译本，文质兼备。一方面，他具有渊博的知识与过人的语言天赋；另一方面，他始终对翻译持有虔诚、严谨的态度。对于在长安前期翻译不准确的几部典籍，罗什在更加熟练掌握汉语表达之后，便重新加以修订，力求尽善尽美。翻译《十住经》时，罗什对这部经典并不熟悉。在拿到经本后一个多月都不轻易动笔翻译，直到请来他早年的老师佛陀耶舍，两人弄清了其中义理才敢动笔。此外，罗什还得到了大批来自汉地的优秀弟子帮助，如僧肇、僧睿、道融、道生、昙影、慧严、慧观、道恒、道标等人。这些弟子随师翻译，并且随时指出前人及罗什的失误，如僧睿就将“天见人，人见天”改译成了“天人交接，两得相见”，得到罗什的好评。这反映出罗什从善如流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学风。众俊之助，是罗什翻译有成的重要因素。  

罗什在长安从事翻译工作，直至圆寂。他一生没有重要的著作，只有《实相论》《金刚经注》（已佚）《维摩诘经注》（不全）以及《鸠摩罗什法师大意》中与庐山慧远的若干问答。这些著述与罗什内蕴的深厚学养相比，所出不过十分之一。罗什生前一直遗憾自己只是作了“等而下”的翻译佛经的事，但如果他知道自己所译经论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或许会有所欣慰。  

罗什译经，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以前的译经被称为“旧译”，他的译经则被称为“新译”。佛学家吕瀓认为，“从翻译的质量言，不论技巧和内容的正确程度方面，（什译）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  

罗什译经，对于佛学中国化而言，纠正了魏晋以来因翻译粗陋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各种偏失，答复了道安以来佛教界对于般若学的种种疑问和误解，其译作不仅是当时中国人准确理解大乘佛教的最佳指南，更为后世中国佛教创宗立派奠定了坚实的经论依据，故罗什被后世尊为“八宗之祖”。三论宗以罗什译《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依据，成实宗以罗什译《成实论》为依据，天台宗以罗什译《法华经》为依据，净土宗以罗什译《阿弥陀经》为所依三经之一。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大乘义章书后》谓：“尝论中国佛教史，要以鸠摩罗什之时为最盛时代。中国自创之佛宗，如天台宗等，追稽其原始，莫不导源于罗什，盖非偶然也。”罗什使中国的佛经翻译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在促进佛教中国化方面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作者：曹恒瀚 张云江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哲学学院；华侨大学海外华人宗教与闽台研究中心）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