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酷暑时节，雷州半岛咸湿燥热，蚊虫孳生。20多岁的林荣幸背着简易显微镜和药箱，挥汗如雨，来到一处打石场。工棚条件艰苦，没有被子、蚊帐，工人们席地而睡，其中一名浑身抽搐，紧抱一块垫锅煮饭的大石头取暖——他正处于疟疾发作期。

“七八月的热天，他却冷到发抖。”30多年过去了，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疟防专家林荣幸仍能感受到当年病人心里涌出的痛苦。

疟疾是古老的传染病，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据估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每年约有200万至300万例疟疾患者，是我国疫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70多年来，经过一代代疟疾防控工作者的努力，广东于2019年3月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消除疟疾省级终审评估，实现消除疟疾目标。2021年6月，中国通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消除疟疾认证，疟疾在我国3000多年的流行史正式宣告结束。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表彰全国消除疟疾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广东有6个集体和包括林荣幸在内的14位个人获表彰。“凡是亲眼见过疟疾病人发作的，都会想快点能帮到他。”这是多位疟防专家投身这项事业的朴素初心。

广泛流行▶▷

通宵达旦以“人身”诱蚊

“疟疾发作时的那股寒战是从心里升出的，盖七八床棉被都不管用。”上世纪90年代末，还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实习医生的陈劲峰，查房时第一次见到正在发作的疟疾病人，“病床被他抖到剧烈摇晃，像是在海上颠簸的摇船”。

1949年前，我国每年都有近3000万疟疾病例。在广东，1950年至1959年期间是疟疾广泛流行阶段，年均人群发病率为183.23/万，每年平均报告病例达56.75万例。

1952年，我省成立粤穗卫生防疫站，开始针对疟疾开展系统化的防治和研究。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疟疾等五大寄生虫病。

首先要搞清楚疟疾的传播媒介。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黄祺林曾回忆自己去疟疾流行区蹲点的经历，他们在乡间、山林、工地，以人身为“饵”，在蚊虫频繁出没的夜晚进行诱蚊。

背心短裤、人工玻璃吸管和蚊笼，是一线人员的标配。省疾控中心寄生虫病防治首席专家潘波回忆，与前辈们一样，捕捉按蚊时他常和同事面对面，持续12个小时坐在凳子上。蚊子叮咬自己时，第一反应是开心，“赶紧喊同事帮我抓”。他们用吸管将蚊子吸入玻璃管中，然后放入蚊笼，待第二天做解剖研究用。

蚊子一抓就是好几年。最终，广东的疟疾传播媒介报告出炉，明确中华按蚊、微小按蚊、大劣按蚊（当时的广东省海南行政区主要传疟蚊种）等为疟疾的主要传播媒介，为制定疟疾防控策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60年代，广东进入群防群治阶段，“广撒网”仍是防治疟疾的主要方式——采用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滞留喷洒灭蚊；对已感染的病例除正规治疗外，还要于次年4月份前进行一次抗复发治疗；健康人群则需预防性服药。

药物很苦，如果不盯着，很多人会把药偷偷吐出来。于是，黄祺林等专家和当地医生们一起给村民“送药上门，看服到肚”，直到确认村民们将药服用下去后才放心离去。

“骑着自行车，搭着打包的被子和检测的设备，一个一个村子走，一个一个工地过，一次下乡就是1个多月，给村民采血、检测、开药。”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防所副所长罗乐说，疟疾防控的路，就是老前辈们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

得益于前两个阶段的综合防治，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广东省疟疾发病率已大幅度下降，年发病率为1/10万左右，进入低流行的平稳阶段。

控制流行▶▷

走村入户浸泡蚊帐

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全国打工人涌入广东。地处前沿地带的深圳，疟疾疫情陡然严峻。1984年，深圳报告疟疾病例近7500例，一度达到建市以来的最高峰。前后3年间，当地疟疾流行区连绵成片，波及20多万人口。

“大量易感者涌入，加上居住条件较差、自我防护能力不足，一下子又把疟疾传播开来了。”林荣幸回忆，依据先前经验，省里快速制定了防控策略。

此后，多份流动人口疟疾管理条例陆续出台，覆盖全省各乡镇的监测网络也逐步建立，各级医疗机构严格实行对“四热”病人开展疟疾血检，以及时发现、报告和处置传染源。

一批专业的疟疾防治队伍开始深入乡村、工地等地，查病、报病、追踪根治病人，并在居所、工棚里喷洒药物、浸泡蚊帐。林荣幸说，当时重点疟区的镇、乡医院均配备有1至2名专职疟防人员“入户查病治病”。

上世纪70年代之前，广东多采用DDT药物滞留喷洒灭蚊。该药虽有效，但对人畜毒性大，高残留，极易对环境造成污染。对此，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副所长李祖资发明了新方法——采用溴氰菊酯浸泡蚊帐。

“1983年后，我省改用溴氰菊酯浸泡蚊帐方法，高效、安全、低毒，取得了很好的媒介防治效果。”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高世同说，这一方法后来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和推崇，如今更是被非洲等国外疟疾流行区广泛推广使用。

溴氰菊酯浸泡蚊帐法是广东抗疟最“亮眼”的经验。当年，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潘波、林荣幸等人由前辈们带着走村入户，一户一户给村民们浸泡蚊帐，一周要走遍镇上1万多户人家。

浸泡蚊帐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先要判断蚊帐材质，棉的易吸水，尼龙吸水少。再要准确把握水量，确保蚊帐拿起来时不滴水，不然药物就会流失，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溴氰菊酯毒性低、残效长，不能直接杀蚊，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不少村民并不认可。入户时，潘波等人常常要先和村民们唠家常，逐步科普防疫知识。

高世同回忆，当年交通不便、物资短缺，疟防人员们要克服种种困难，放弃节假日、加班加点开展工作，有时甚至不被理解。他的一位老前辈在基层上门查病治病时，就被民工误解打伤骨折，但仍无怨无悔。

消除疟疾▶▷

建立联防机制 强化监测网络

在一代代疟防人员的探索与努力下，2010年惠州市惠东县报告最后一例本地感染疟疾病例后，全省再无新发本地感染病例报告。自此，广东彻底结束了肆虐千年的疟疾本土流行历史。

不过，外防输入的压力仍不容小觑。上世纪90年代，我省疟疾疫情多为外省输入，如今则均为非洲等国外疟疾流行区输入。

为应对输入性疫情，开展精准防控，1990年，广东省建立深圳、东莞、惠州“深东惠”灭疟联防区；1992年，广东、广西、海南“粤桂琼”三省（区）疟疾联防机制也建立起来，对流动人口疟疾实行联合管理，及时互通病例情况。

为巩固疟疾防控成效，近十年来，广东建立起完善的疟疾防控三级网络，省、地市、县（市、区）均有专人负责消除疟疾工作，形成了发现疟疾病例后的规范化处置流程。

2011年8月，一名赤道几内亚归国劳务人员入境时发热，当时还在机场一线岗位的深圳海关卫生检疫处科长林林对该旅客开展检疫排查后，初步判定其为疟疾疑似病例。林林迅速组织拦截该旅客同行工友36名，紧急开展医学排查和采样检测，最终检出6名恶性疟患者。

作为口岸防控重地，广东省内各海关与属地卫生健康部门实施有效疟疾疫情联防联控，所有检出的疟疾病例均第一时间移交属地卫生健康部门，形成全链条健康管理，大幅提升口岸疟疾防控的精准性和关地合作的协同性。

罗乐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来疟防工作的效果：“我们最近一次捕获到按蚊，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近两年的媒介监测发现，在中山只能捕获到库蚊或者伊蚊，按蚊再也没有出现。”

至今，陈劲峰已投身疟疾临床治疗20余年。他一路见证疟疾治疗药物的进步——与上世纪90年代广泛使用的磷酸氯喹相比，如今青蒿素复方联合奎宁类药物的治疗方式，不仅可以较快减轻病人的痛苦，副作用也相对更小。

广东不仅成功消除了疟疾，还把成功的防治经验应用到海外。30多年来，广州中医药大学坚持青蒿素国际抗疟研究，先后派出300多人次的医务人员，长期坚持在30多个亚非疟疾流行国家，推动中国的青蒿素走向全球，自主研发的青蒿素复方被世界卫生组织《疟疾治疗指南》收录，所研发的青蒿素复方惠及数亿人群，同时带动了我国青蒿产业的发展。结合亚非国家的实际情况，创新疟疾防治新方案，并在多个国家示范成功，形成了独具广东特色的灭源控疟方案。目前，团队仍在科摩罗、多哥、肯尼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非洲国家，以及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承担中国援助抗疟任务，广东抗疟团队带来的新技术、新方法，将加快全球消除疟疾行动，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从事疟防工作苦中有乐——很苦很累，但也很有成就感。潘波至今仍记得1987年的夏天，他在深圳市布吉镇连续通宵4个晚上，捕捉到了554只蚊子，其中3只嗜人按蚊显示阳性。“这是国内最后一次捕捉到本土阳性按蚊，也就此证实嗜人按蚊是疟疾传播媒介之一。这对之后针对性制定防控方案意义重大。”

翻阅70余年来疟疾防控资料时，罗乐常流下眼泪。“路的尽头是消除疟疾的终点站，但很多前辈奋斗了一辈子，却遗憾没有看到终点。我们沿着他们铺好的路一路走来，不言放弃，最终完美收官，这是公共卫生精神传承与跨越的最好诠释。”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