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2年，隋炀帝下诏在洛阳度僧，一个13岁的少年因年幼不能应试，在门外徘徊，不舍离去。负责度僧的大理寺卿郑善果问他为什么想出家，少年回答说：“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大为惊叹，于是破格录取了他。这位少年就是后来的玄奘法师。

与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弱不禁风的形象不同，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是一位坚毅卓绝的探险家、成就卓越的翻译家、创宗立派的三藏法师。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圣僧”的美誉，梁启超称之为“千古之一人”，鲁迅认为其是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

玄奘，俗姓陈，名袆，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河南陈留（今河南省偃师县）人，是汉朝太丘长陈仲弓的后裔。玄奘自幼聪明好学，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志行高远。10岁时，他跟随二哥一起住在洛阳净土寺。后于净土寺正式剃度，法名玄奘。玄奘在净土寺听慧景法师讲《涅槃经》，之后又随慧严法师学《摄大乘论》，学业精进，妙辩无碍。

隋亡唐立，世事多艰。玄奘离开洛阳赴长安，又辗转至四川成都。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其后又到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后来又重回长安。

西行求法是玄奘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华章。唐初，北方流行的《涅槃经》《成实论》与南方译传的《摄论》《俱舍论》等经典对佛教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分歧很大，各地法师理解不一，难以融合。于是，玄奘发誓要去印度直探原典，以求解除内心种种疑惑，消解中国佛学思想的分歧。玄奘西行求法不仅是一位佛教徒的旷世壮举，更是中华民族善于学习、追求真知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唐朝初立，禁止国民出境，玄奘立志西行，偷渡出关。西行之路困难重重，异常艰险。唐贞观元年（627年）秋，玄奘从长安出发开始西行。玄奘西行之旅得到众人的助力，尽管如此，西行求法期间还是多次经历生死的考验。第二年夏，玄奘终于到达印度。

629年，玄奘开始了印度游学之旅，沿途考察佛迹、访求经典。631年冬，抵达那烂陀寺（印度现存的那烂陀寺为中国政府援助重建），拜戒贤大师为师，学习瑜伽之学，兼读印度因明、声明、医方、数术和婆罗门书等。5年后，玄奘离开那烂陀寺，继续游历印度其他地方。641年，玄奘重回那烂陀寺，开设讲座，舌战外道，声名日隆。643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玄奘被推为辩论论主，立“真唯识量”之论，印度的沙门、婆罗门和外道数千人参加。18天内，无一人能反驳玄奘的观点，大小乘僧一致推崇他为“大乘天”和“解脱天”。一个外来留学的僧人，居然能够击败所有印度本土僧侣，玄奘赢得了巨大声誉。乃至当代印度学生的教材都收有玄奘写的古诗，印度的学生很少有人不知道玄奘。

645年，玄奘谢绝了印度各方的挽留，回到长安。当时万人空巷，争睹圣容。此后19年间，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玄奘孜孜不倦倾心于译经事业。玄奘回国携带657部佛经，在他主持下共翻译经书75部，1335卷，其中主要有《瑜伽师地论》《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等。

玄奘还与弟子辩机撰写《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游历的百余个王国的山川地貌、物产、风土人情等，为后人研究西域和印度的历史提供了珍贵文献。人们了解7世纪以前的印度，主要依据《大唐西域记》。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印度人几乎无法重建自己的古代历史。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曾这样评价玄奘：“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

玄奘西行求法往返都经过敦煌地区。从敦煌石窟藏经洞中保存的文献、壁画可发现，玄奘对敦煌石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敦煌藏经洞文献记载，8世纪后半叶，在长安学习唯识学的僧人昙旷、乘恩等相继从长安到敦煌，继续弘扬唯识学，敦煌藏经洞中保存有百余卷玄奘翻译的《瑜伽师地论》及相关文献。敦煌石窟中保存有不少依据玄奘所译经典绘制的壁画，如依据《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绘制的药师经变画等，在盛唐到宋代建造的洞窟中流行，成为敦煌石窟壁画的主要内容之一。另外，敦煌石窟西夏时期的洞窟中，还保存有6幅《玄奘取经图》，画面主要有僧人、猴行者和马三个形象，形成了《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唐僧、孙悟空和白龙马的雏形。

647年，玄奘奉唐太宗之命与蔡晃、成玄英共同将《老子》翻译为梵文，并交予东天竺使者带回西域。玄奘翻译的《老子》在印度乃至西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7世纪在印度阿萨密地区曾出现《老子》梵文本。《老子》梵文本中的思想可能与印度密宗发生某种联系，印度历史学家认为，印度密宗与中国道家思想在天道观层面有一定相似性。

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传入中国并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佛经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玄奘的高深学术造诣、朝廷的大力支持、严格的译场程序、“五不翻”翻译原则、佛典汉译“文质之争”的融合等因素，共同成就了玄奘的翻译事业。

回国后，玄奘主持的弘福寺译场急需国内的翻译人才，他将“所需证义、缀文、笔受、书手等数”报给房玄龄等朝廷官员，官选出“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共23人，其中证义12人、缀文9人、字学1人、证梵语梵文1人。由此可见，唐朝大力支持玄奘的佛经翻译事业。

玄奘谙熟不同类别的佛教典籍，精通梵文句式，就连微妙之处也能理解透彻。他对梵、汉两种语言的高深造诣和对佛典原文的深刻理解，使其翻译起来得心应手、收放自如，译作均为上乘佳作。

将隋朝笈多翻译的《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和玄奘翻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进行对比，笈多的译本文字佶屈聱牙，如开篇有“大比丘众共半三十比丘百”等句子，不知所云；而玄奘翻译为“与大苾刍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相比之下，玄奘的翻译更接近汉语习惯，通畅易懂。另外，玄奘提出佛经翻译的“五不翻”原则，即五种情况直接采用音译，无需翻译。如梵文“bhagavāñ”有6种含义，笈多译为“世尊”，只译出了“尊贵义”，其余5种含义无法体现出来。玄奘按照“五不翻”原则，直接音译为“薄伽梵”，反倒包含更多意思，效果更好。玄奘还在译经中运用了代词回译为名词、复合词意译并转变结构、增译、减译、改变词序、假借译名等多种翻译方法，这些方法使汉译佛经更加符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语言更适应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玄奘的翻译也像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样，被称为“新译”。

在综合翻译印度唯识宗诸经的基础上，玄奘撰成《成唯识论》，成为唯识宗立宗的主要理论依据。因此，玄奘被视为唯识宗的创立者。唯识宗由玄奘弟子窥基发扬光大，辉煌一时。尽管传承三代而绝，但唯识宗给中国传统哲学带来一个新的概念——“阿赖耶识”。中国古代，人们相信“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如果福祸报应的载体不能确定，信仰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从东晋庐山慧远开始尝试确立“神不灭”论，到玄奘引进印度唯识宗的“阿赖耶识”，其中一条思想主线就是要确立一个承受因果业报的载体。“阿赖耶识”不仅是对大乘佛教中观派“我法皆空”的修正，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中国人对于确立承受业报载体的需求。唐代后期“复性明诚”、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乃至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一定意义上来说，或多或少都有唯识宗“阿赖耶识”的影子。

中国古代哲学重形象思维，不重逻辑思维。在玄奘赴印之前，因明学（论辩逻辑）在中国是一门十分冷僻因而无人研习和弘扬的学问。尽管在4世纪中叶，古因明就开始传入中国，但是没有什么反响，更没有出现中国的因明学著述。在5世纪后半叶到6世纪初，因明学在印度有重大变革，以世亲为代表的古因明为陈那创建的新因明所取代。因明学是关于论证的理由的学问，在印度佛教中是必修的五明之一。玄奘之所以对因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一方面它是一门新鲜的学问，另一方面它是唯识学的逻辑工具。在印度，玄奘自始至终重视对因明的学习和钻研。求法归来，玄奘译出了一批因明学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弘扬陈那新因明的人才，使中国成为因明学的第二故乡，并且为朝鲜半岛、日本培养了因明学人才。

664年正月，玄奘圆寂于玉华寺。玄奘是继智者大师之后的又一位佛教创宗者，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接力者。玄奘在佛经翻译、创立唯识宗和弘扬因明学等方面，大大地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