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三代，贵为两朝国师

南北朝时期，荆州华容佛法流布，观音信仰的流传更为广泛。一个小男孩总是喜欢去寺庙里玩耍，僧人试之，他居然能完整地背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男孩就是第一个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

智顗俗姓陈，字德安，生于南朝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其父陈起祖于梁孝元帝时任散骑常侍,被封为益阳县开国侯；其母徐氏好礼佛，勤于斋戒。智顗出生在富贵之家，同时受到佛教的熏陶，15岁时欲出家，父母不许，乃刻檀像礼诵。他17岁时，西魏遣兵攻江陵，杀梁孝元帝，其父忠心护驾亦被杀，其母亦亡。服丧完毕后辞别兄长，智顗遂发愿为沙门，从湘州（今湖南长沙）果愿寺法绪和尚出家，法名智顗。

出家之后，智顗在求法路上精进不止。20岁时受具足戒，并从慧旷学大乘法，初通《法华经》；23岁时至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大苏山，从慧思受业7年，禅定功夫和佛学水平都有长足进步，为日后创立宗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567年，30岁的智顗奉师命下山，南下金陵（今江苏南京）弘法。此时的金陵是南陈的都城，高僧云集。几年时间，智顗以精深的佛学造诣、精湛的辩才，令僧俗敬佩，声望日隆，就连陈宣帝也拜其为师，礼请主瓦官寺，宏开讲论，名震京城。

然而，智顗有感于都城的喧闹不利于清修，毅然请辞，赴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境内）。575年，智顗初入天台山，带领僧众自建茅庵。陈宣帝听闻，下诏“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给予其经济支持,智顗方建成修禅寺。在此期间，智顗收章安为弟子，无数僧俗跋山涉水前来听法，天台山很快成为新的佛教重镇。585年，北方的隋朝日益强大，而陈政权羸弱不堪，陈后主试图以佛法拯救政权，遣使诏智顗返金陵,住灵曜寺，广开讲席，此间集成《法华文句》。

589年，隋军攻入金陵，陈亡。智顗遂策杖荆湘，往憩匡山（今江西庐山）。591年，当时还身为隋朝晋王的杨广以受菩萨戒为由，宣令智顗到扬州。智顗“三辞不免”，后与杨广立下“四愿”：愿勿以禅法见期（不谈禅），愿不责其规矩（不受世俗礼法约束），愿许其为法、勿嫌轻动（来去自由），愿随心饮啄、以卒残年（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才去扬州。当年年底，智顗在扬州总管府金城殿主持一场受戒仪式，千僧云集，为杨广授菩萨戒，起法名“总持”。杨广后来也敬赐智顗“智者”名号，从此，智顗也被称作“智者大师”。

扬州受戒仪式暗示了智顗承认新政权的权威，与隋王朝达成妥协。之后，他才得以离开扬州，回到出生地荆州，创立玉泉寺。他在此后几年间集成《法华玄义》《摩诃止观》，至此，完成了创立宗派的基础工程“天台三大部”，其中包括之前完成的《法华文句》。这标志着智顗宗派佛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因他常住天台山故名天台宗，又因其教义主要依据《法华经》,又被称为法华宗。

鉴于智顗的影响力，此时隋政权对他并未完全放心，晋王杨广于595年再请智顗赴扬州，一年后智顗得以辞归，再入天台山。此时，天台山寺久荒芜,　智顗遂重整山寺。其间，会稽嘉祥寺法师吉藏与僧众百余人奉疏请智顗讲《法华经》，智顗因身体不适未赴；后杨广遣使入山再次迎请智顗出山，即使身体不适，智顗也不得不带病下山。隋开皇十七年（597年）,　智顗圆寂于石城（今浙江新昌）大佛寺，葬于天台山佛陇。

智顗生逢乱世，历经三代，贵为两朝国师，堪称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丰碑式人物。

创立天台宗，广弘佛学思想

智顗嗣承和弘扬佛教护国思想，提出“三为”观（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在智顗之前，道安法师就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智顗亦深谙此理，在他的传记以及《仁王护国般若经疏》中，皆可见其护国思想。《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记载，智顗入灭前，在给隋炀帝杨广的遗书中说：“生来所以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命尽之后，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使愿法流衍，以答王恩。”智顗“三为”观既继承了中国佛教的传统，同时也融入了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

天台宗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智顗所创“烦恼即菩提”“性具善恶”“一念三千”等概念中，都能看到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这些概念既有印度中观学的底色，又有智顗创造性的发挥，开启了中国化佛教诠释学的新方法，为天台宗创建一整套佛学理论体系和止观修行方法奠定了基础。

智顗创造性提出“烦恼即菩提（智慧）”，可以说是对周易“阴阳”观念的具体运用。本来，在印度佛学中，“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烦恼”与“菩提”是截然相反的。但是，智顗将“烦恼”与“菩提”之间的关系诠释成“阴阳”关系，从而“烦恼即菩提”：“烦恼”中蕴涵着成就“菩提”的因素，而“菩提”中亦蕴涵着堕落为“烦恼”的因素。智顗的佛学思想乃至整个天台宗的佛学思想都是在这样一种“烦恼即菩提”的中国化语境下展开的。

“性具善恶”说则是智顗学说中最具中国化特色的理论。“就性具言，凡夫与佛平等无二，凡夫不断性善，诸佛不断性恶；但就修行言，则差别悬殊，佛尽善，凡夫浸于恶。”“性具善恶”是说众生与佛同具善恶二性，凡人仍具“性善”，诸佛本具“性恶”，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二者的区别在修习上。具体而言，智顗指的是止观并重的修习方法，“止观”是禅定和智慧的连称。止观并重本来是佛教的传统，但由于中国佛教发展初期形成了止、观异途或曰北方重禅、南方重义解的两种做派，智顗在此时倡导止观并重的修行方式，意义十分重大。智顗的“性具善恶”说是以佛性论吸收、融摄中国传统人性论哲学的结果，既坚守了中国传统哲学“人皆可为尧舜”的本性平等观念，又强调了个体修养、修行的重要性，故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对后世宋明理学的心性理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念三千”是智顗观心说的深化，集中反映了天台宗的宗教世界观。“一念三千”的全称是“一念心具三千世界”。“一念”指的是人们当下一念心，“三千”指三千世界、万法。从逻辑意义来说，一念与三千之间具有能、所的对应关系，一念为能观，三千为所观。但在天台宗的哲学思辨体系中，一念并非单纯的意识活动的主体，也是观想的对象；三千既是一念的对象，也是一念自身，“一念三千”体现了“心”与“万法”的相即圆融。借助于对般若精神的深刻悟解与灵活运用，智顗的“一念三千”说达到了佛学思维水平的很高层次。

智顗的判教理论在中国佛教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判教，是一个宗派对诸种佛经和各个宗派的价值和地位作出融会贯通的评判，用以确立本宗派的权威性。这种方法在印度佛教中已开始运用。在中国，大小乘佛经同时流传，判教在宗派理论上占更重要的地位，到南北朝时已形成“南三（南方三种）北七（北方七种）”的判教学说。智顗的判教理论强调的是教相一致，这是其判教理论的基石。“教”，是指佛陀化度众生的各种言论；“相”，是指众生一同听讲领会到的各种相状。在智顗看来，“南三北七”的判教学说，或是各执佛经中的某一说教为据，或是把自己的理解视为佛说，割裂教与相的联系，从而产生各种分歧与矛盾。为此，他在教相一致的基础上，提出“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五时”是指佛陀在不同时间向不同众生的说教；“八教”是指佛陀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内容向不同众生的说教。智顗认为《法华经》和《大涅槃经》是佛经中最圆满的经典，其他佛经中未涉及的内容都要用这两部经予以充实。他以《法华经》为主要经论根据，推衍出天台宗为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中最上乘的教派，其他佛教宗派都应钵依天台宗。智顗的判教理论促进了隋唐佛教宗派的互补互融，特别是后来华严宗进一步把天台宗的教相一致发展为“教禅一致”“禅净一致”的判教思想，促成隋唐佛教宗派合流的大趋势。

天台宗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宗派，智顗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他创立了天台宗，还在于他的创宗模式对中国佛教其他诸宗的创立产生了重大影响。隋唐时期相继成立的三论、唯识、华严、禅等诸宗，都在不同程度上以智顗为师范，来构建本宗的教观体系。正是从智顗创立天台宗起，中国佛教开始进入一个宗派纷呈、繁荣发展的新阶段。智顗作为中国佛教的第一位创宗者，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