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334年—416年），东晋山西雁门楼烦人，少年时随舅父游学许昌、洛阳，“博综六经，尤善老庄”。355年，慧远随道安在恒山出家，“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道安曾称赞其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378年，44岁的慧远受命离开襄阳，在荆州居住。381年，慧远与弟子数十人赴广东罗浮山途中，道经庐山，为江州刺史建东林寺，“居庐峰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庐山从此成为南方佛教中心，慧远也以其在佛教中国化方面的努力，成了一位泽被后世的佛门大师。

慧远对佛教中国化的卓越贡献，首先是他率先提出了“法性”思想，为中国佛教心性论的创立揭开了序幕，其后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各宗，莫不以此为思想基础。《高僧传》中说，佛教传入中国，没有“涅槃常住”之说，只是说佛的寿命长远。慧远据此推测，“佛是至极，至极则无变”。故所著《法性论》云：“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意为涅槃以永恒不坏为法性,证得法性以体悟涅槃为宗要，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大乘佛教的思想与修行纲要。后秦高僧鸠摩罗什看过《法性论》后赞叹说：“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意思是说，身处偏远地方的人还没接触到佛经就已经默契佛理，岂不是很奇妙？按太虚大师《佛法总抉择谈》，中国佛教思想分三系，般若宗、唯识宗都是从外传来，唯真如宗亦即法性宗是中国佛教自身所予以发扬者，且因为契合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后世得以光大，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

因为以法性思想为依归，慧远阐述的佛教因果报应学说成为中国佛教伦理的核心理论。以法性为归，报应就有了承受的主体，其内在结构就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相调适。慧远阐述的佛教报应学说突显儒家个体的伦理责任，所谓“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自身当之，无谁代者”。慧远阐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见到的“或有积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庆”现象深层的原因，强调“报应有三世”，“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这就为报应学说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慧远更站在佛教出世的视角，丰富了中国原有善恶、福祸观念的内容。故有学者认为，“儒家讲善恶以正人伦，慧远讲善恶以明报应，虽一为积极入世，一为力求出世，但在社会伦理效应上却异曲同工。”

慧远《答桓敬道书论料简沙门事》《沙门袒服论》《丧仪》等著作还为后世佛教在处理礼仪制度方面的中国化指明了道路。

“桓敬道”即桓玄（369年—404年），“料简沙门事”发生在东晋元兴二年（403年）。402年，桓玄借孙恩之乱入主建康，成为东晋实际掌权者。在桓玄辅政时期，其所下“料简沙门”命令，即《桓玄辅政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桓玄的理由是：僧人生活奢侈、逃避徭役，寺院出家人太多、收留罪犯，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桓玄所给出的料简标准是：懂佛法义理者、守戒律者、山居避俗者，不必淘汰。客观而论，桓玄所说的现象及其弊端是现实存在的，即便慧远对这一“秽杂日久”的现象也不能否认。慧远提出建议：一是标准宜调整，桓玄所定标准原则上没有问题，但现实中情况不一。比如，有只会诵经而不会讲义理的，有年纪大了但大概戒律还能守住的，这些都不应淘汰。二是谁来鉴别的问题，“形迹易察，而真伪难辩，自非远鉴，得之信难”，特别是边远地方官员是没有这个鉴别能力的。慧远建议，此事应交给“宿望沙门”，也就是“沙汰众僧”的专业事务应交给佛教界。不过，桓玄不久败亡，“沙汰众僧”之事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影响很大，后世设专业的僧官管理制度，所谓“僧官专一检束天下僧人，恪守戒律清规，违者从本司惩治”，其基本理念即肇端于此。

《沙门袒服论》可能写于义熙二年（406年）。“袒服”即将右肩偏袒在外，这是印度僧人的标准装束，但露着右肩，毕竟不符合中国服饰礼制。慧远认为，印度传来的这一服饰表示对神明的尊重；右袒可分辨贵贱，使人生尚贤之心；右袒还可方便右手劳作等等。镇南将军何无忌质疑说，中国人以右为凶丧之位，沙门右袒，不合中土吉凶观念。慧远的回答，首先指出中国左吉右凶的哲学意义，即悦生而惧死，好进而恶退，这是先王顺应人之常情而制定的礼仪。但僧人“遁世遗荣，反俗而动”，其追求与世俗毕竟不同，所以沙门右袒是有道理的。后世中国僧人的服饰，一方面按慧远所说，坚持了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根据地域、场合之不同而有所调适。可以看出，现在中国佛教的僧衣制度仍是有“袒右”表征的。

与《沙门袒服论》密切相关的，是慧远在庐山讲解儒家《丧服经》且作佛门《丧仪》，座下听讲的雷次宗，后来居然成为该领域的著名专家。当时的现实问题是，僧人在遇到诸如师父、父母去世场合，该服何种丧服。慧远讲《丧服经》，是为了借鉴儒家丧葬礼仪而制作佛教服丧制度，其后有《丧仪》之作。可惜，这本书已散佚。《丧仪》一方面坚持佛教自身传统，另一方面因应时代、环境变化而进行调整，为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佛教中国化的经验。

佛教传入后，形成于印度的佛教戒律有很多内容无法在中国实行，于是便出现了僧制这种独特的佛教制度形式，既不违背佛教戒律，又可以因应中国僧团建设的实际需要。慧远的师父道安曾制定“僧尼轨范”，统一僧尼姓氏，使中国化的僧团队伍开始形成。慧远继承道安的事业，制定《法社节度》《外寺僧节度》和《比丘尼节度》。《法社节度》即庐山白莲社僧众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外寺僧节度》《比丘尼节度》分别指适用于外寺僧和比丘尼的规章制度。慧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约束庐山僧团，这些规章制度被后人称为“远规”，为南北佛教界所通用。自此以后，中国佛教僧团便延续着僧制和戒律并存的传统，僧制发展到后来形成清规，这从本质上看就是佛教中国化在戒律上的表现。

慧远对佛教中国化的卓越贡献，还在于他对净土信仰的积极倡导，后世多尊慧远为净土宗初祖。他创建净土莲社，创立简单易行的念佛修行法门，非常有利于佛教在下层普通信众中的传播。

慧皎曾称赞慧远云：“涌泉犹注，实赖伊人。”慧远大师在佛教中国化方面所作的智慧抉择与开拓性努力，塑造了后世的中国佛教。重读大师当年论作，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推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当不无启示。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