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会刚刚过去。或许没人想到，能和“运动女孩”谷爱凌一起成为热点的，还有她的身体——有人说她130斤，也有人说她105斤。谷爱凌可能并不在意这件事，镜头前的她身形紧实，大方地表达自己的健身观：“美不是瘦，美是有力量。”许多被困在“马甲线”“漫画腿”“天鹅颈”等身材模板中的中国女孩因此受到鼓舞，纷纷表示，成为谷爱凌式运动女孩的第一步，就是“再也不为体重而纠结”。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上海体育学院熊欢教授和她的团队访谈了近百个健身女性，探索运动对女性生活规划、自我认同和审美的影响。这项研究被记录在去年出版的《凡身之造：中国女性健身叙事》一书中。

作者选取了12个中国女性的健身故事，她们当中有“暴食-催吐”的肥胖者、留学海外的大学生、离异的中年职业女性，也有进城的“打工妹”、备孕的高龄女性等等。为了还原健身运动参与者身体叙事的主体性，作者选择了口述故事的形式，想要为读者呈现出女性真实、鲜活的健身图景。

我们的身体大多是失控的

你是否计算过，自己每天出门需要花多长时间装扮自己？比起男性，女性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

《凡身之造》认为，多数女性会比男性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管理和约束自己的身体，包括但不限于饮食、化妆、服装。在女性主义看来，这使得女性更专注于自我的修饰，对社会的关注减少，在与男性的社会竞争中自然而然地退场。

熊欢认为，消费文化和媒介话语建构出一种所谓“理想的身体”，它强调年轻、苗条、健康，目的就是让人感到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然后迫不及待地加入健身、美容甚至整形的消费行列。

女性健身热虽然与女性解放运动的深化、女性自我发展的需求有关，但熊欢发现，在具体的体育实践中，“女性一方面得到了一种身体的解放，但同时也在服从和强化固有的女性身体形象。”

书中的案例S女生，就是在网络上对“维密”模特式审美的宣传影响下，开始学习拳击。她承认自己并不胖，但因为喜欢拍照，“有些角度看上去还是不好看，我就觉得自己要练好一点儿，再去拍照会不会更好。”

S起初认为拳击是种既有力量又有效的塑形方式，但后来，这项运动的竞技特点和激烈节奏给她带来了身体上的负担，甚至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我是真的不喜欢拳击这种形式。”

熊欢认为，女性在运动中需要关注自我的感受。“一定要找到让你觉得最舒服愉悦的方式，才能持续，才能形成自我与身体的关系。要不然你永远存在抵抗，永远会有被规训的感受。”

后来，S在拳击教练的推荐下接触了瑜伽，才发现自己更喜欢这类舒缓的运动。尽管在瑜伽教练检查身形时，她还是十分介意自己的身材，“没想到她会说我臀部轻微下垂！我就想，之前这一年我不是白练了吗，有点怀疑人生了。”

在熊欢看来，“达到理想的体型”是一场全球性的消费主义陷阱，甚至造成了许多厌食症、暴食症和抑郁症的问题。书中第一个故事，就是一位24岁的“肥胖”女生健身减肥历程的自我反思。

小时候由于医生误诊，她被注射了激素药物，之后便开始不受控制地发胖，周围人的歧视和嘲讽随之而来。在成长历程中，她尝试过各种减肥手段——节食、吃减肥药、大量运动、暴食催吐，身体随之出现了头晕、长痘、慢性胃炎、脱发、牙齿松动等种种问题。

在“减肥-复胖-再减肥”这个循环中，她渐渐失去了自我的掌控感——“无休止的自我检查、自我惩罚，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只是在践行这个社会对我的要求。”

肥胖者常常会经历一种“健身即美德”的道德捆绑，他们遭受的歧视也大多来源于此。人们倾向于把训练有素的身体痕迹与某种品质挂钩，锻炼意味着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而肥胖就意味着意志力薄弱。

熊欢认为，单纯把肥胖归罪于个体的不自律，就掩盖了公共治理的责任。在被996加班和高热量饮食充斥的都市生活中，我们的身体大多是失控的。许多学者认为，肥胖是一个现代城市病，它不仅是个人问题，也反映了社会分层、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问题。

与此同时，那些“理想身体”的持有者也不仅仅只有她们自己。熊欢说：“大众明星是一种文化产品，他们的外表、形象，甚至行为都是被塑造的，他们有自己的化妆师、营养师、减肥师、健康师等等，这些部门都是在对其身体进行塑形。我们本来是在消费这个‘产品’，可有些人如果偏要变成那样的‘产品’，那就会很痛苦。”

“下着雨跳舞那种感觉真的好high”

尽管如此，追求理想身体并不是所有女性的运动选择。《凡身之造》中一个来自农村的案例即是如此。

木木26岁，育有两儿一女。她从小喜欢跳舞，但结婚之后就没有了时间。直到孩子上学后，木木和丈夫一起到了县城的工地上干活。她偶然看到县城的小广场上有人跳舞，“就像找到了可以呼吸的地方”，立马加入进去。

以后每天下班，她会骑20分钟摩托车赶去跳舞，那是她生活中少有的浪漫时刻。“每晚都想跳，下雨了也跳。下着雨跳舞那种感觉真的好high。”

广场舞成为木木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只是为了身材。这正是《凡身之造》一书始终强调的“主体性”的含义所在。无论如何，她们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怎么看”。

熊欢团队发现，在农村生活中，自娱自乐是健身带给女性的最大满足。熊欢将这样的差异归因为，农村女性感受自我的机会要比城市女性更少，所以她们更容易在体育活动中找到认同和满足感。

平日里，木木也会注意自己的身材，但她不追求极致的瘦，也不喜欢“健身网红”们细腰翘臀式的身材。她对自己的外形要求是“看起来舒服就行，跳起舞来身体轻盈”。

木木发现，农村女性“基本很少会去刻意地塑形，也很少人有控制饮食和运动塑形的意识”。虽然她自己会跳舞保持身材，但“不好意思化妆去工地上班”——她的工作环境几乎是反修饰的。农村女性健身没有很强的功利性，大概是因为那个结果本身就不是属于她们的“利”。相比之下，健美的结果带给城市女性的则是不一样的内涵。

熊欢曾研究过中国城市女性体育参与的分层现象，她发现，中产阶层女性的外表往往与其“社会定位、事业成功、经济目标的实现等因素密切相关”，她们希望通过体育参与来确立自己社会地位。因此其体育参与的方式具有很强的“消费性、目的性以及文化诉求性”，比如以塑形为健身目的，通过购买昂贵的运动服装体现她们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缺少主体性作为健身驱动力，一方面会造成“办了卡却没怎么去”的经济消耗，但更重要的是，你能否真正地享受运动本身。

为什么健身能够“赋能”女性

直至现在，中国社会中的运动氛围依然谈不上浓厚。熊欢总结出了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教育偏向的问题，中国教育传统更注重智力的培养，体育课常常是被占掉的，很多孩子体会不到体育的乐趣，长大后也不知道怎么用身体运动去娱乐。另一方面，社会也没有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去享受运动。”最终的结果是，人们为了健康、为了保持在婚恋及劳动市场的竞争力，挤出时间去运动，而不是在真正享受它。

这是“中国式的身体问题”。熊欢认为，“不管是工人增强体质为国家效力、运动员刻苦训练争取荣誉，还是减肥塑身让自己变得更苗条，其实都是把身体作为一种工具、一个方式。”而身体本应该是主体，不是客体。

要在体育实践中真正实现身体解放和个体的发展，应该要先了解和掌控自己的身体。“否则就会用错误的手段与身体对抗，就会感觉到很累。”熊欢说。

书中的案例“清风”就是通过运动逐渐了解了自己身体的优势和弱点，成为生活中的“大力士”。家里装修时，她能轻松地帮工人搬运机器，“那个工人就说‘天哪，你怎么这么有力。’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没有觉得那个东西重，其实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已经知道怎么发力了。”

对身体准确的判断和掌控使“清风”感到，即使离异后一个人生活，也能够应付一切困难，而不再“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熊欢认为，“这不仅意味着身体机能的强健，也是女性独立性与自信心的提升。”

运动作为一种“具身体验”，正是唤醒女性主体意识的有效途径。熊欢认为，身体上的感知带来的反身性思考，是通过其他的非身体活动难以获得的。

从《凡身之造》中的12个案例能够看到，健身的过程是可以“赋能”女性的，它能让女性了解自己的身体，正确地维护和使用身体，进而赋予女性能量去开拓自己，甚至改变自己的境遇。

至于健身是否一定能够“赋权”女性、打破女性的性别形象界限，“我觉得并不是这本书想强调的内容，也不是它能够反映出来的内容，因为社会对性别形象的规范还是在那里。我们想强调的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始终自我反思。”熊欢说。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