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4月29日，一艘舢板船泊靠赣江边的南昌府，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西洋人在好奇民众的簇拥下，上岸游览了著名的铁柱宫，拜访了那里的道士，随即解缆北上。两个月之后，这位叫作利玛窦的西洋人回到了南昌，在此住了3年，他带来了许多中国人未曾见识过的器物、未曾听闻过的学问与宗教。

时间上推100多年，1488年7月的一天，一位叫王守仁的17岁年轻人，在新婚这天也拜访了铁柱宫，与宫观中的道士座谈而忘了婚宴。30年后，王守仁重返江西，并在这里完成了他一生最主要的作品，刊刻古本《大学》《朱子晚年定论》，其门人刻印了《传习录》，形成了宋明理学的心学一派。

南昌的铁柱宫，在百年间见证了中国大地上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问。明末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扭转玄虚浮躁的风气，利玛窦的到来，无疑为当时的士大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问与视野，他带来的全新的西学为士大夫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知识资源。李之藻就是以西学补儒学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西学的体系化处理，见证了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另一层意义，表明天主教的中国化不仅仅是天主教信仰融入中国文化，而且是它所附着的西学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是中国文化吸收一切优秀学问、以成就自身博大精深的伟大历史过程。

有关李之藻的资料非常少，有些地方还存有争议，使我们无法对他的一生经历有清晰的了解。根据李之藻的进士履历，他是杭州仁和县人，生于明隆庆辛未年，也就是1571年。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3岁的李之藻乡试中举，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会试中名列第五，授职工部主事。就在李之藻中进士3年后，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住，听闻利玛窦大名的李之藻，携好友数人一起拜访利玛窦。在利玛窦的寓所，李之藻见到了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这次会面开启了李之藻的西学之旅。但是与徐光启不同的是，李之藻在学习西学后，一步步向更深的层次推进。首先吸引他的是舆地和天文学，这是他原来就颇为感兴趣的领域。但是在学习中，他发现这些学问都是以数学为基础，因此又深入到数学的学习，在学习数学后他又更进一步深入到哲学和神学的层次。西学作为一个体系，引导李之藻进入天主教神学之中。

李之藻年轻时就对实学颇感兴趣，曾自行绘制过明朝两京十三省的地图。见到利玛窦用西法绘制的世界地图后，李之藻敏感地意识到，这个地图的绘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方法不同，是“取天文以准地度”，用经纬度确定地理方位。对利玛窦的学问一见而倾心的李之藻，每天都要到利玛窦的公寓学习地理、天文知识，每次都要花上四五个小时。1602年，李之藻与利玛窦结合中西绘图技术，合作绘制了一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地图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西方绘图格局，把子午线向西移动170度，从而使东亚的中国居于地图的中央，并且全图标上了详细的汉字标识，这是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

1603年，李之藻奉派往福建主持乡试，在来去的旅途中，他对利玛窦所传的天文和地理知识进行了实地检验，结果“往返万里，测验无爽”。1607年，李之藻编译刻印了《浑盖通宪图说》，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翻译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的《论星盘》，以此为基础，融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知识，用大篇幅介绍了星盘的制作与使用方法。李之藻还自己动手制作了天球仪、地球仪和星盘等天文仪器。明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奉旨修历时，推荐李之藻参与编译历书。李之藻在修历时译书多部，一年后因病去世。

在绘制地图和制作星盘的过程中，李之藻发现这些工作都需要数学基础，因此李之藻的研究向作为舆地天文学基础的数学推进。《圜容较义》就是李之藻与利玛窦讨论天文学的产物，书中讨论了18个定理，涉及各种几何体的关系问题，每个定理又配有图、解、论进行推演和说明，并且多次引用徐光启的《几何原本》，还补充部分其未译的内容。李之藻意识到数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正是数学的不发达，所以不管是“河渠、历象”，还是“吏治民生”，都受此影响。为了促进中国的数学学习，李之藻与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同文算指》，全书共有3部分，主要介绍的是数学的计算方法，其中的笔算是中国古代没有的一种新方法。《同文算指》因为笔算方法的实用性，在中国士大夫中影响广泛，清代算学家梅文鼎的《笔算》、康熙时御制的《数理精蕴》都借鉴或引用过《同文算指》的内容。李之藻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发现中国数学的缺陷，认为中国数学只重视“法”而忽略了“义”，就是注重经验得出的具体方法，而缺乏对数学原理的逻辑分析与论证，所谓“徒论其度数而已”，而不能阐发“其所以然之理”，而西方数学则两者皆具。李之藻由此更进一步，开始所谓的“缘数寻理”，就是探寻数学背后的理，进入了形而上的层次。

1610年，孤身任职的李之藻大病一场，病中受到了利玛窦的悉心照料。病愈之后，在利玛窦的劝说之下，李之藻受洗皈依天主教。受洗之后，李之藻的思考也更偏向形而上。天启三年（1623年），辞官在家的李之藻与传教士傅汎济翻译了《寰有诠》一书，此书的底本是《亚里士多德<论天>四卷》，主要是以天主教教义的形式讲述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涉及了天主教神学中的创造论问题。这种糅合哲学宇宙论与创造教义的思想，在李之藻看来，是在讨论有形之类的性质，而进一步则是讨论无形之类，更进一步则是超性之学，超性之学实际上是指天主教神学。这个推进的过程是靠逻辑推论完成的，因此，李之藻特意翻译了《名理探》。《名理探》的主要内容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李之藻认为逻辑学有助于使人“开通明悟”、辨明是非，这对于明末空谈心性的学风，尤其有补助之功。

明崇祯二年（1629年），李之藻编撰了一套西学丛书《天学初函》，书分理器二篇，理篇有十本书，主要是关于天主教教义和道德伦理的著作；器篇也有十本，涉及数学、天文、水利。李之藻的用意是为西学建立一个由器入理的完整体系，这体系无疑是对当时的谈虚论空、轻视实践学问的整体氛围的补救。李之藻认为，天学与儒学并行不悖，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以儒学为本而以天学补足之，用科学、实学补阳明心学在经世学问上的不足，以逻辑学补儒学在论学方法上的缺失。由此可见，李之藻虽然皈依了天主教，却依旧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为了儒学的需要来思考西学的意义，力图以天主教所代表的知识体系来补充儒学的学问。

李之藻一生都在引介西学以补儒学。他是明末士大夫天主教徒对西学理解较为全面的一位，他的天主教信仰使他能够跨越文化异质的鸿沟，深刻把握天主教的整个知识体系；他又以士大夫的学识深刻地理解儒学，其独特身份使他能够在两种文化之间充当桥梁。他能了解他所立足的儒学的不足之处，又有足够学识弥补这种不足，这是一种天主教中国化的更高境界，也是天主教中国化的价值所在。

与徐光启一样，李之藻用其所学，试图拯救当时处于危亡中的明王朝。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并没有改变他的爱国之心，他以一个天主教徒身份的便利，积极奔走、自筹经费购买西洋大炮，不断上书建言用西技，“以夷攻夷”。然而，李之藻的努力并没见效，大明朝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