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宏观政策如何才能更加稳健有效？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做好跨周期调控的同时，我国应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加大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控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加快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宜稳中趋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现在仍然是加力逆周期调控的有利时机。”盛松成强调。

他说，从国内看，财政政策有较大的发力空间。2021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8月开始加速，且2022年的新增专项债额度已经提前下达1.46万亿元，为各地区各部门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责任提供了条件。而随着能源保供等措施逐步落实，物价也将趋于平稳，不会成为政策边际宽松的制约。

从国外看，美联储尚未加息，这也给我国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留出了窗口期。他表示，与以往不同，美国此次高通胀主要缘于疫情冲击引起的供给短缺。“在疫情反复之下，供应链冲击可能无法简单地通过紧缩货币得到解决，且加息还可能使投资成本增加，进一步抑制供给，因此，美联储尽管已加速缩减购债，但未必会如市场预期的那样提前加息。在最近召开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表示，在缩减购债还在进行的时候，加息是不合适的。”盛松成说，这样的外部环境为我国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提供了有利时机。

他也补充说，从历史经验看，上一轮降准降息周期中，我国央行的货币宽松与美联储加息时间基本错开：美联储于2014年1月份开始缩减购债，至2014年10月结束购债，2015年12月启动加息周期；中国央行则在2014年11月22日至2016年3月1日6次降息、5次降准，大部分操作都是在美国结束购债、开始加息前的空档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美货币政策错位加剧资本流出压力。“目前，外资对中国市场青睐有加，资金流入我国较多，国内外利差仍较大，人民币汇率坚挺。”他说。

盛松成建议，应尽快实施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继续做好“六稳”“六保”也需要宏观政策适度发力，与微观政策相配合，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

他特别指出，2022年可能是我国的“基建大年”，而基建投资增速的提高也需要宏观政策进一步发力。“由于消费和服务业复苏需要时间、房地产投资将维持紧平衡、外贸预期转弱，基建投资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基建投资发力应配合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大方向，如5G基站、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但新基建目前占比还较小。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相结合，才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他说。

盛松成指出，要多措并举应对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如果没有短期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将无从谈起。有观点认为应“紧货币防风险”，即主张收紧货币政策来防范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这两大重点风险。“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防范风险应通过宏观审慎管理而非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实现。我国宏观政策要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发展仍然是硬道理。”盛松成说。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