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9
数据显示,18至34岁青年是成人中最焦虑群体。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
“伤害我们的并非事情本身,而是人们对事情的看法。”20岁的王书诚说,他与抑郁症抗争了5年。
从初中三年级怀疑自己发病到去医院确诊坚持服药,从老师和同学误解取笑到慢慢释放善意。后来到大学,甚至会主动谈起自己的病情。王书诚感受到社会整体对抑郁症认知的进步。同时,他也感到社会对青少年抑郁症认知的滞后和不足。
“想开一点就过去了”“小孩子太娇气、太矫情”“过了青春期就好了”……《工人日报》记者采访发现,由于青少年抑郁症状不明显,家长们多将其当成“青春期叛逆”。
“我不是脆弱,也不是矫情”
一次英语考试成绩发放前,王书诚躲进了体育馆的楼梯间。一个人蹲坐在台阶上,希望这个难熬的时刻赶紧过去,母亲的责骂在脑中回响,“给我俩丢人,英语这么差。”他突然发力,用牙狠狠咬住手背,直至流血。“疼痛会让我冷静下来。”王书诚回忆自己发病说,可能一件小事,就能让全部情绪崩溃。
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数据显示,18至34岁青年是成人中最焦虑群体。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
王书诚的父母都是高中英语老师,早期没有察觉到他的抑郁倾向。王书诚的母亲说,班主任曾打电话告知,儿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课间不跟人说话。她也发现,儿子体重下降,以往愿意看的篮球比赛也不看了,总把自己闷在房间里。她只是觉得,儿子是英语没考好受到打击,太脆弱了,过段时间就好了。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专家刘长辉介绍,重性抑郁障碍是指持续至少2周的心境抑郁或者丧失兴趣或愉悦感。在青少年身上,最初会表现为食欲下降、失眠或嗜睡、兴趣丧失、注意力不集中等,不太容易被察觉。
“我不是脆弱,也不是矫情。”王书诚说,班主任的态度经历过180度大转弯,最开始觉得成年人才得抑郁症。父母也觉得有吃有喝、学习环境又好,其余的诉求都是过分的。
在与心理咨询师经过多轮彻谈后,王书诚父母才有了改观,同意吃药治疗,还找到班主任寻求帮助。班主任态度改观后,特意嘱咐3名同学轮流陪伴王书诚,给予关心和照顾。
然而,更多的家长没有意识到“这是抑郁症”,导致抑郁症的就诊率很低。
互动少缺乏真实感,价值衡量标准单一
青少年心理咨询师王冠因工作需要观察过很多个家庭,她发现,作为独生子女的青少年,与邻居、同学的互动很少,缺乏大自然接触,缺少长期玩耍的伙伴。回到楼房家中,玩游戏、看书和电视。接触虚拟世界多,缺乏真实感。这样的孩子一旦在现实世界遇到烦恼,容易变得不知所措、一下子无法接受。
王冠曾对10所中学500余名初高中生进行抽样调查,她惊讶地发现,132名学生明确表示厌烦学习,还有34名学生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
如今,00后、10后家长无论是对教育的投入和重视度,还是受教育程度都要超过以往,为什么现在青少年更加容易抑郁呢?
“你现在能考上本科,以后进个大单位就是成功。”这是刘子晴父母常挂在嘴边的话。刘子晴的生活条件优越,父母总是将一切都安排好,只让她安心读书,刚上大学,她迷茫了很久,没有人生目标,更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于是逃课,整天打游戏,最终,被迫退学。
刘子晴是王冠治疗的患者。王冠表示,进入大学后,人际交往能力、认知能力、兴趣特长、沟通表达能力等多元化的评价标准让只有“成绩好”的孩子很难适应。
王冠认为,现在的青少年接触的信息渠道多、信息杂乱,容易受到消极导向的价值观影响。
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
“任何精神心理疾病都需要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这是科学。”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专家刘长辉说。轻微的抑郁症,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和治疗、适当休息和减少学习任务等方式缓解。但不治疗,会让症状潜移默化到人格中,人格抑郁就会悲观、自我否定,严重时会导致孩子选择自杀。
王冠认为,除了社会各界的努力,家长积极回应孩子的感情诉求也很重要。家庭教育中,要对孩子有高质量的正向回应,营造好的亲子关系。还要为孩子树立长远的价值观,明确的目标和梦想能帮助孩子找到“自驱力”,一次次在挫折逆境中站起来。还要鼓励孩子多参与同龄人的社交活动。有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人际支持,孩子也会更自信。
刘长辉表示,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防治抑郁症的重要环节。平时可以带着孩子多参与一些户外运动,和孩子一起玩他喜欢的球类运动,保证每天的运动时间,运动可以通过生理和生化反应改善体内的激素分泌水平,预防抑郁症的发生。
(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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