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重新塑造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而且数字网络所存在的问题也一点不差地折射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如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说，在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沦为一场加速的信息交换，它造就的不是关系，而仅仅是连接而已”。这种交际某种程度上失却了彼此倾听、相互共鸣的“共同感”。在日常生活中，经由自由、自主的选择过滤掉了那些不同的声音，在以“点赞”为代表的时代文化中，人们只会遇到自己，或者与自己相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倾听、讨论、辩论变得困难。这种人与人之间交往与沟通的无效性促成了另一种现象的出现，即所谓的公共空间所倡导的共享和交流只是表面上如此，有时这些空间瓦解成为个体用来展示自我、宣传自我的空间。

身处“同质”“点赞”“肯定”“连接”“透明”“过度”的当代社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博物馆？是拘泥于博物馆专业与功能而对外部社会的复杂性、多变性不闻不问的“旁观的博物馆”，还是积极介入到立场鲜明、意图明确的社会话题的“介入的博物馆”？对内，“旁观的博物馆”专注于博物馆实践活动的执行与完成，“从来就如此”的行动惯性主导着博物馆的基本运作；对外，“旁观的博物馆”假设博物馆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场所，对知识背后的意图、利益和价值漠不关心，从而断隔了知识与社会情境、群体价值之间的关联。“旁观的博物馆”虽然促进了博物馆的专业化发展、巩固了博物馆的独立地位，但是却减少了博物馆与社会之间参与、沟通、对话的可能性。有感于此，“介入的博物馆”体察到了博物馆之于社会的价值，积极参与到一些备受关注的社会议题和特殊群体的辩论中促成社会的变革与进步。需要指出的是，“介入的博物馆”存在“涉入太深”的风险，这会阻碍博物馆对更多声音、更宽泛语境的发现。

是旁观，还是介入？仅有上述两种博物馆形态恐怕还不足够。换句话说，身处当代社会的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博物馆形态，深切感知社会图景的变化且能够真正促成社会价值的变革。

佛教冥想的核心是静观冥想的系统性修炼，这是一种特殊的专注方式。美国作家亚当·高普尼克用佛教中的静观冥想来形容博物馆，指的是博物馆自觉地意识到机构自身的功能，并且真实地活在当下。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观想”的博物馆及其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或许这能够为身处当代的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博物馆这一疑问带来启发。

首先，观想的博物馆意味着一种组织内部的自我察觉和警醒，其本质在于“当你在做某事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观想的博物馆意味着打破机构和工作人员的传统思维、拓展研究视野，真正做到从“为什么”的机构使命出发，而不要步入“如何做”的随波逐流之列。这种“意识翻转”要求博物馆用直角式思维来改变博物馆现实状况，将眼光聚焦于某些我们时常忽略的事情上，并对为何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毫不关心进行深刻的反思。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表示博物馆需要抛弃传统的做法，事实上，博物馆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变得更加静观沉静，帮助博物馆及其工作人员更加注重本身的认知与集体意识。譬如在观想的博物馆形态下，一位当代策展人需要具备直角式思考和不断改变的意识，同时还需要配合策略性思维、情境规划、全面管理等素养和能力。

其次，观想的博物馆体察到了同质化、沟通过度对我们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造成的影响，即纷乱、干扰与分心断送了专注思考的可能性。在科技的持续变化下，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中充斥着连续不断的信息和唠叨，而且这些往往都是一些没有思想价值的重复。在这种情况下，观想的博物馆实际上并没有必要去为了所谓的流行、需求或公共性标准而勉强去参与公共讨论。相反，观想的博物馆似乎应该将自身塑造形成一个培养公众专注力的场所。观想的博物馆不仅让我们从快速、混乱、同质、多样的当代变局中暂时抽身，而且还对当代世界同质化的滋长保持警觉。（瞭望新时代网）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