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北京这样的超级大都市，对企业的吸引力并不总是一成不变。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近期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过去四年，673家高新技术企业迁出北京，南京、徐州、苏州、海口、宿迁是它们主要的目的地。

这一度让许多人生发感慨：北京已经留不住企业了吗？

过去一年，在普华永道工作的林晓经手最多的项目，便是协助北京的投资公司、事务所将部分业务迁往海南。“海南现在要发展金融中心，先去抢占一份市场。而且海南税收优惠力度非常强，大部分的企业所得税是15%，其他地方是25%，在那边设立一个比较核心的部门，能提高收益率。”林晓对《财经》记者说。

即便抛开税收考虑，从居家生活的角度来看，北京的短板也不言而喻：每年超过10万人申报积分落户，最终名额仅约6000个；按人均租住面积20平方米算，五环内卧室单间租金每月大多在3000元以上；动辄47分钟的单程通勤时间、抢破头的教育资源，也迫使许多人在工作一定年头后开始考虑离开北京。

进入“十四五”时期，各省各地都在强调回归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指出，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经济中心”并不在列。在疏解非首都功能开始强力推进后，京企外迁开始加速。有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京企一共迁出7009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曾在2018年发布北京市市场主体发展分析报告，公布了外迁企业的数量、行业等情况。2018年北京有780家企业外迁他地。河北和天津截留四分之一，近五成企业蛙跳他省。

2014年以后，北京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约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中心约1000个。蓝天取代了雾霾，污染天气出现的频次大幅下降，但菜市场、小摊贩的市井烟火气也少了很多。

河北香河县机器人小镇内一家来自北京的包装企业，工人在车间的生产线上工作。图/ 新华

界面新闻梳理，清北毕业生留京率已不足两成。2013年到2019年，北大本科生留京率从71.79%降至16.07%，清华从30.7%降至18.20%，越来越多应届生前往广东寻找工作机会。类似的，不少企业的步子也一路向南，机构部门扩张比起京津冀更偏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这背后的脉络远比人员的流动更为复杂。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陆军向《财经》记者指出，过去几年，北京市政府通过疏解、转移、促提升等途径，进行城市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城市更新，城市人口规模下降了，城市环境也大为改观。但现在北京出现商业不发达、人口老龄化、缺乏市场机制等现象。城市治理如果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可能抑制市场作用，造成“双失”，即低端企业走掉了，高端的要素没有进来。

北京是中国少有的减量发展的城市。北京及周边的天津、河北能否留住企业、发展好产业，与北方经济未来的命运紧密勾连。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向《财经》记者表示，如何用北京强劲的科技创新实力赋能北京、河北和天津的企业，可能是破解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的一个关键命题。

“生态和交通都是花钱，花钱就能把路修好、把空气治理好，但是真正能挣钱的事应该是产业。如果产业不能做起来的话，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经济还在下滑。能挣钱的不起来，花钱的哗哗往外花，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叶堂林说。

企业外迁之后，京津冀的产业协同难点在哪？

图/视觉中国

北京通州区的张家湾工业区紧邻著名的“睡城”燕郊，临近河北。

8月中旬的一个炎炎夏日，老牌纺织企业铜牛公司占地8万平方米的厂区大门紧闭，静悄悄。周围几家小规模的幕墙装饰、五金制品公司，紧挨着的方和正圆工业园还在照常运营。临街路边，开着几家东北菜馆、便民超市、手机门店，恍若中国某座偏远县城。与前几年相比，现在，安静是这片区域更好的注脚。

这几年，作为通州第一大工业重镇，张家湾清退停产了上千家工业企业。这里原先有17个工业大院、1000余家工业企业，涉及金属制品、家具、化工、纺织服装、印刷、医药等行业。通过“先停后治”，到2018年仅剩70家在产工业企业。

铜牛公司的生产线早已迁往了外地，留在老厂区的员工不多。规划中，铜牛公司老车间要配备上咖啡吧、美食餐厅，改造成北京未来设计园区。目前，建设尚未完毕，厂区四周被施工牌包裹了起来，间或有两名员工从大楼走出。

周围的工业用地被改建为公园，进行房地产开发。往市区方向走，不远处的绿心森林公园去年刚开园，面积约为3.8个颐和园。这一带，许多崭新的住宅楼拔地而起，一些楼盘正在动工修建，底商大多处于空缺状态，商业气息还很薄弱。

迅猛的转变始于2013年。为了严控PM2.5，北京出台“空气十条”，即《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退出。同年，北京调整退出工业污染企业288家，集中在建材、化工、铸造、电镀等行业。

往更早追溯，北京持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速在2011年出现下滑，调整产业结构也成了必然趋势。2014年，北京开始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疏解非首都功能。当年，北京便关停退出铸锻、建材、化工、包装及印刷等12个行业共392家污染企业。

卡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这波腾退浪潮中离开北京的。

这家公司2009年成立于北京，主要从事结构加固、路桥养护、建筑及桥梁工业化等领域的新型材料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配套技术服务。起初，企业规模小、缺少技术，承诺所在北京某工业园区的安全许可等资质一直办不下来，于是考虑更换其他园区进行生产。

董事长丁忠文向《财经》记者回忆，在考察过程中，很多人建议，除非是真正的高科技企业或是一些特殊行业，最好不要留在北京。否则，将来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在北京很好地发展。于是在2013年，卡本公司搬到了天津武清区。

天津和河北是承接北京产业疏散的两大主要区域。仅2021年上半年，天津滨海新区就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项目585个，其中不乏来自国企央企的项目。

河北保定市白沟新城承接了北京部分服装市场的商户外迁。图/ 新华

2014年起，天津以滨海新区等“1+16”承载平台，对接引进来自北京的企业与项目。2018年，天津推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大幅降低人才落户天津的门槛，累计引进各类人才40万人。2019年，天津出台新政针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项目，为非天津户籍的职工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在天津，卡本迅速转变为一家拥有技术、品牌的高新技术企业。正好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大量存量建筑物和公共设施的使用年限已达到30年至40年，生命周期和各项功能到了衰退期，改造、维修、加固等需求应运而生，因此身处传统行业，卡本也能拥有一片相对朝阳的前景，并逐步成长为天津市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但是，新问题很快出现了。企业需要不断开拓市场、增加产品线。“产品有生命周期，比如产品老化了，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就要升级、延伸。这个时候，如果政策不批新项目的话，就没法生产。”丁忠文介绍，由于新的产品线和业务线不符合武清区相关环保规划，卡本又于2018年搬到了政策相对宽松的天津西青区。

卡本公司环保费用每年约两三百万元。公司规定，但凡有人就必须开环保设备，但凡有设备在启动，就必须开环保设备。除了政策要求，还有卡本的本硕员工占比已经达到90%的缘故。“不能让我们的员工感觉这个企业没有责任感，企业明知有规定还故意去违反，这是起码的一个认知或者文化的问题。”丁忠文说。

即便如此，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卡本公司仍然面临一些突发状况。这家研发型企业青睐天津高校的硕士和博士，但中小企业欠缺很强的平台和薪酬竞争力，天津的吸引力也不如某些城市。“我们校招跟一些研究生签订了三方协议，他们得到了上海、深圳、北京、成都或者武汉的offer后，跟我们毁约概率很高。”

除了人才要素，京津冀的供应链和产业链相对也不那么完备。卡本公司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生产，一名普通技工年产值可达上千万元，生产效率很高。但他们如今使用的原材料大多来自于江浙沪等南方地区，得先运到天津研发生产成商品，再卖到江浙沪、广东、福建等更南的地区，一来一去，也暴露出效率和成本的劣势。

“我们其实非常希望本地化采购，可以带动地方的产业。虽然带动力不大，但是有一点算一点。”丁忠文说，另一面，企业内部的质量体系决定产品需要保证品质、对客户负责，而本地的配套产业不健全、标准不够高，质量风险可能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成本、技术上也缺少相对优势。因此，本地化采购其实很难。

这并非卡本公司一家面临的难题。同一类产业集中能够产生集聚效应、降低成本，得到相应的专业人才。如果产业集聚程度很高、产业链条发展很完善，企业获得的机会就越多。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少国向《财经》记者指出，京津冀城市群的区域产业集群、企业集群的集聚规模和质量提升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曾经，京津冀的工业配套完善得惊人。1980年，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有149个。天津、唐山也是制造业重镇，京津唐工业基地构成了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但从2014年起，《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开始实施，禁限行业占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比重达到55%。

“这些年，北京传统的制造业逐步退出，特别是许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制造业都退出了。”北京市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弘向《财经》记者介绍，现在，这一地区存在技术工种不全、配套成本相对较高、效率相对较低等问题。而新型产业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已经培育起了一个强有力的产业集群。

北京市副市长杨晋柏曾在国新办举行的北京、湖南、安徽自贸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将助力推动京津冀形成统一开放市场。加强京津冀自由贸易试验区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对有效期内整体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保留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2016年揭牌，由京津两地携手打造，园区新增注册企业超过1200家，其中来自北京的超过280家。前不久，叶堂林去参观了一家无人机企业。这家公司将研发设计放在京津冀，制造落在长三角。无人机外壳使用碳纤维材料，形状不规则，需要一次成型，在京津冀找不到能实现这一要求的厂商。

叶堂林说，珠三角有惠州、东莞、佛山这样的制造业城市，只需一张图纸，半个月就能生产出样品。长三角的苏州、昆山制造业也非常强，但京津冀没有如此强的配套制造业优势。现在，市场上产品更新迭代非常快，从推新到被淘汰可能就一两年的时间，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不具备将设计快速产品化的优势。

实际上，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主要是将一般制造业，特别是高耗能、高耗水产业疏解出去。此外，还有区域批发市场和专业物流中心、医疗教育与公共服务。《京津冀发展报告（2021）》指出，从2015年-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产业链演化的实际情况看，早期“支链”中缺乏的枢纽型节点行业尚未得到有效补齐。

而上述《报告》指出，目前，京津冀产业结构错位。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现代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成为主导力量。天津处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演进阶段，基本实现了技术集约化和产业高端化。河北仍处于工业化爬坡中期，造成京津冀三地总体产业梯次结构不明显，上下游关联程度不高，三地产业对接困难。

协调区域的产业发展并非易事。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明确将通州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作为北京新的两翼。近年来，北京市级机关35个部门共1.2万人搬入通州办公。2017年雄安新区成立后，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开通，中央在京部分行政事业单位、总部企业、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不断入驻。

然而，新城的建设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目前为止，多中心的策略还未显现出特别突出的成效，学界围绕北京的疏解策略也存在较多争议。

陆军说，北京现在试图建设多中心的城市，主城区有金融街、CBD等商务中心，现在又建成了通州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但这些增长中心之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进一步培育，中心和外围间的经济联系和功能衔接仍需加快推进。反观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经通过市场型的合作，实现了产业互补、错位分工和更紧密的互补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孙斌栋向《财经》记者指出，北京疏解大的方向是对的，但次中心不能离北京市太远。多中心的成功有一定条件，即多个中心都要实现职住功能均衡，如果在一个中心上班，在另一个中心居住，反倒适得其反，比单中心还要糟糕。“世界上多中心成功的案例可以说寥寥无几，因为对政策的要求特别高。政府要做的就是模拟市场，无限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

即便构建起多中心，制造业的区域分布也要遵循更为复杂的市场规律，涉及人才、原材料、销售市场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依托京津、京保石、京唐秦等主要通道，推动制造业要素沿轴向集聚，协同建设汽车、新能源装备、智能终端、大数据、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链。但现在，京津冀地区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正在加速流失，实现规划的复杂程度可能要比制定规划高。

《2020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显示，2016年-2019年京津冀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0.4%、-1.9%、-2.9%、-4.0%。排除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严控人口的影响，津冀人才流动也从2017年的流入状态转变为了2018年的流出状态。

《京津冀发展报告（2021）》提醒，京津冀在产业链对接过程中面临“谁主导谁牵头”的问题。每个地区都想做产业链高端部门，发展基础薄弱的地区激进式地发展高端产业，不愿为优势部门做服务配套。京津冀三地都想在产业链中拥有话语权，而如果一方作为主导部门，另外两地在后期也会表现出一些消极行为。

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京津冀地区GDP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2018年京津冀GDP占全国9.5%，到2020年变为8.5%。去年，天津市的GDP总量跌出全国前十，河北则从2014年的第七位排名跌至第十三位。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

南方城市招商凶猛，营商环境差异加速企业外流

图/视觉中国

更何况，南方天然携带着市场经济的基因，近年来招商势头还十分强劲。

从更长的历史脉络看，从魏晋南北朝起，中国的经济中心便逐渐南移，至南宋时期，彻底转移到富庶的江南地区。这种南强北弱的趋势一直持续到清末，背后既有气候环境人口的因素，也有南方商品经济更为发达的缘故。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将大量重工业项目落地北方，但改革开放后，南方经济再次显露出优势与生命力。

不仅制造业，北京社科院传媒与舆情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万超向《财经》记者介绍，近年来，北京部分文化行业优质资源也存在外流现象。创意人才需要的自由创作氛围和相应人群的集聚空间等，在北京的优势不明显。原有头部企业选择成都、杭州等城市作为企业总部。创意内容开发等环节均在京外布局，企业税收贡献也有所转移。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长(联合)、清华大学教授毛其智对《财经》记者分析，北京的国企比重更大，而长三角的民营企业比重大。一般而言，民营企业的自主程度更高，企业的活力和发展动力更强。一些没有背景和人脉关系、跟政府体系没有太多联系的民企，可能就会用脚投票，离开北京，去南方寻求更好的市场机会。

多位专家指出，现在北京市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南方政府相比，还有待提升。叶堂林说，北方企业、社会大众、政府官员的竞争意识不强，不具备“爱拼才会赢”精神。郭万超说，北京更加强调按规章办事，有时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如果外地出台了比较优惠的政策，可能一部分企业就会选择将主要业务外迁。

“民营企业考虑的是综合收益率，北京可能有三个条件更好，但是长三角可能有五六个条件更好，所以一些企业经过综合分析，做出了南迁的决定。”毛其智说。

博清科技是国际领先的爬行焊接机器人高科技企业，创业于北京，发展壮大在安徽合肥与江苏泰州。首席执行官冯消冰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带着老师、中科院院士潘际銮的期望，2017年1月成立公司，开始进行无轨导爬行焊接机器人产业化工作。

冯消冰向《财经》记者回忆，企业刚成立时落地亦庄。北京的人力成本和租金太贵，初创企业有限的资金没法都投入到产品和市场上。彼时，清华大学的孵化器在合肥为他们提供了一层楼的免费场地、一些厂房，三年免租金，还给予了一些启动资金。2017年夏秋之交，博清科技在合肥设立了子公司。

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也在合肥，博清科技招聘了一批新鲜血液输送到公司，使创业初期成本大大降低。冯消冰说，企业在合肥发展了四年，越做越大，现在有了独立的办公楼、独立的工业中心，营业收入突破了1亿元，每年收入都是翻好几倍的增长，每季度都扩招几十人。

“我们团队在合肥有将近50号外地人，北京的有一批，天津、大连、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全国各地从南到北都有，很多都是拖家带口的。”冯消冰介绍，启动阶段公司在园区的公寓租房，员工住了两层楼，现在大家已经搬到公司附近的小区中。年纪小的员工来合肥闯一闯，年纪偏大的也是看中了这次创业的好机会。

2018年初，博清科技在江苏泰州落地了生产基地。泰州当地许多日企、台企近年因为不景气裁员或降薪，一批拥有制造经验的人才流入了博清科技。“泰州现在人员的性价比、团队素质很高，一个小公司很多东西都实现了流程化的管理，研发通过系统下单子、视频会议等，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冯消冰说。

南方的营商环境究竟好在哪？冯消冰说，政府会根据项目发展阶段给予土地、厂房等配套。政府性的引导基金、市场化基金等创业资金扶持也较普遍。前段时间，德尔塔病毒导致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全国20多个城市的人员很难进入管控严格的北京，但南方只要是低风险地区，客户交流、业务往来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市场端的灵活性也显而易见。丁忠文举例，在市场推广阶段，卡本公司研发出来的一些新产品和技术，在北京、天津等偏北方的一些省份推广难度更大，这些地区呈现出一定的偏保守特点，很多时候需要案例才能推广，或是要求制定标准。但现实的悖论是，全新的产品没有应用场景和应用成果，很难编制标准。

“到了浙江、福建、广东要好一些，因为当地有一些大师会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他认为这个技术有很好的应用场景，会先做一个类似专家会诊的方案，或者说一个小型的团体标准，相当于帮我们把技术往前走了一大步。我们大量的产品和技术最早的案例完成和市场打开，都是从江苏、浙江到广东沿海这几个省份。”

2019年，南京某高校的老师还曾主动欢迎丁忠文的企业到南京发展，向他介绍学校的实验室资源、人才资源，提出联合进行应用技术开发的邀请。这也让丁文忠感到南方学校的老师和环境可能相对积极和开放一点。“他当时还专门讲，如果你们到南京的话，也算是我为南京这个地方的一点点作用。这位老师比我年纪大一些，我觉得他其实还有对地方的一种情怀或者使命，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冯消冰印象也很深刻，南京街道办的主任领着一些年轻的公务员来北京找过他，问企业有没有意向去南京落地。有几位公务员刚工作没几年，他们的工作也并不是为了自己，但即便企业已经表态不可能去南京，他们还释放出那么热情的态度。想把企业拉过去，“精神挺让人感动的。小孩就有这个态度、意识，就不得了”。

近年来，南京、苏州、合肥等城市纷纷强化了招商引资工作，以优惠政策吸引人才与项目。2019年被确定为南京首个“招商突破年”，市、区投资促进局相继挂牌，最后实现签约项目投资总额9200亿元的目标。当年，南京GDP破1.4万亿元，经济增速8%，居中国东部地区GDP过万亿城市和江苏省首位。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城市发展的活力源。大力度地来抓招商引资，保持大招商、大突破势头，为南京发展注入持久动力。”2020年3月，南京江北新区的官方公号写道。叶堂林介绍，大约在去年3月疫情期间，北京近2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集体迁去了南京。据官方数据，2020年，南京签约项目投资总额达到15989.4亿元。南北经济环境对待企业的态度与风格差异可见一斑。

不过，即便南方活络的招商行为吸引了企业注意，这也并非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孙斌栋说，每家企业都想实现收益最大化，一些产业集群和配套在南方，企业可能更想靠近产业中心，也可能是由于南方的市场环境、人才等条件更有吸引力。企业迁移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也是企业的商业机密，政府和学者很难预测。

更多时候，企业的区域布局还是遵循着一种理性的经济决策，比如尤其在乎市场。

北京五一视界数字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1WORLD）2015年成立于北京，是一家主打数字孪生技术的公司。市场品牌与开发者社区负责人蒲鸽向《财经》记者介绍，简单来说，公司的任务就是建造一个跟真实世界一比一等同的虚拟世界，在三维世界中对真实情况进行模拟仿真，从而提升效率、减少不安全事件的发生。

51WORLD的技术已在海淀城市大脑、华为深圳坂田总部等案例上实现了应用。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它的扩张速度很快。蒲鸽介绍，企业顺应中国关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经济圈的布局，在四地建立了总部。北京是通常意义上的总部；上海研发比较多，被称为“研发总部”；成都则是西南区域的总部。

蒲鸽说，企业今年加大了对华南区域的投入力度，新的招聘计划结束后可能会形成接近50人的团队。此前，企业租用深圳的共享空间，今年直接在深圳前海世贸大厦租下半层楼，临山靠海，办公面积是原来的五六倍。深圳团队将配上研发、售前等人才，以后可为客户提供本地化服务，不用再由北京或上海的人员频繁飞过去了。

“深圳是国家改革先行示范区和创新高地，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全国领先，这里的市场机会值得大力挖掘。”蒲鸽说，深圳下一轮的增长肯定是产业级智慧升级，正好需要进一步用数字化手段帮助当地各种企业提升竞争力，51WORLD公司加大力气布局深圳及华南区域主要是希望能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

在深圳，大家谈业务不喜欢寒暄客气、不喜欢虚头巴脑、不喜欢说话绕，而是极其追求效率，干净利落、直截了当，对于赚钱的事情非常有热情、非常务实——和北方有些不一样。蒲鸽的同事有的住珠海、有的住东莞，来深圳上班，到各区去谈业务，交通很方便。

博清科技的客户主要在广东，冯消冰也在考察调研珠三角地区，希望在广东成立一家子公司。他说，“深圳和周边城市都还挺好的，它的配套还有科技。但现在深圳可能更欢迎产值规模几十亿元以上的公司，我们体量可能还不是太大。但是佛山、东莞这些新的城市，可能是我们重点考虑的立足点。”

无论如何，不管是博清科技、51WORLD，还是卡本公司，都没有放弃北京。蒲鸽说，上海公司之所以研发人才多，是因为底层技术基于图形学，上海是相应专业的人才富矿。现在公司处于高速发展期，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北京还会新增一个办公室，直接开到北京大学门口去挖高精尖人才。目前，北京办公室已经快200人了，技术也基本占了一半。

扩大北京的规模也是冯消冰一直想做的事情。在他看来，北京是聚集人才的绝佳地方，高端研发、人工智能算法人才在北京扎堆，合肥、广东很难招到。以前公司小，稍微有点经验的算法人才就年薪百万，雇十个人一年就1000万元，开支压力很大。现在企业可以自己造血，北京的人员与职能便可有条不紊地完善起来。

“我现在一直在想定位，可能会把国际市场营销、高端研发算法放到北京。北京有各种协会，也会把公共事务的职能越来越明确化，把优势发挥出来。”冯消冰说。

首都地位难以取代，京津冀产业发展如何破题？

近年来，金融、科技、信息等服务业对北京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一半以上。图/ 新华

另一面，对于企业南迁，不必过于焦虑，北京的地位依然是无可取代的。

赵弘说，北京的科教资源非常密集，担负着全国科技创新源头地位和企业的孵化培育职能。北京的创新成果非常丰富，自身不可能全部容纳所有成果的转化。这些年，北京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科技成果都要外溢到全国各地。

“全国几乎找不到哪一个开发区没有北京科技成果直接转移、间接转移或者有直接关联、投资关系的企业。北京企业的外移、成果外迁的辐射转化，这么多年一直很多，不是现在突然就变多了。”赵弘强调说，北京每年的技术外溢量很大，数量很多，这里的高校、科研院所非常丰富、独一无二。

企业外迁也是城市将产业腾笼换鸟的过程，这些年，北京的产业结构愈发明晰。

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市GDP达到36102.6亿元，其中新经济实现增加值13654亿元，占GDP比重37.8%。今年上半年，北京GDP达到19228亿元，同比增长13.4%，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这其中，全市新经济实现增加值7870.8亿元，占北京GDP的比重达到40.9%，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具体来看，近年来，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幅非常可观。

王少国介绍，北京三次产业结构占比由2010年的0.88∶24.01∶75.11，变化为2021年上半年的0.21∶17.13∶82.66。第二产业中，高端产业的经济引领作用日益凸显，2021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分别增长54.4%和42.8%，均大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近年来，现代服务业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进一步扩大，金融、科技、信息等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一半以上。

2021年上半年，北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7.2%，两年平均增长12.7%；金融业同比增长5.0%，两年平均增长5.3%；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5.5%，两年平均增长了0.5%。

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提供协同管理软件研发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设在北京。其品牌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介绍，创始人从四川来到北京中关村，创业之初就在北京、成都设置两大研发中心，现在管理职能也多集中在北京。

“公司整体的区域布局和我们所处的行业以及协同软件的产品形态高度相关。协同软件覆盖全行业、全领域、全区域，和看重营商环境或有区域限制的企业有所区别，因为我们的使命也是让协同走进每一个组织。出于强化客户经营布局的考虑，我们形成了总部-省区-区域的三层架构，并推动城市专营全新合作模式，商业伙伴更是遍及四五线城市。”上述工作人员说。

2019年，北京日均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250家。到2021年初，北京拥有2.9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企业93家，数量居世界城市首位。“这些年走了600多家，每年就100多家，毕竟还是一个少数，还不足以过度解读，这是一个自然的经济现象。”赵弘说，企业生生死死、走走停停也是正常的过程。

现在，不仅有北京企业外迁或在外地设立分子公司的情况，从外地来北京发展的企业也不在少数。

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北京新设立科技型企业7.6万家，较上年增加近1万家，占全部新设企业的40.7%，同比提高5.2个百分点。北京市发改委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北京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63.4%，两年平均增长12.5%，其中占比超四成的科技型企业同比增长62.6%、两年平均增长16.8%。

赵弘注意到，有的企业可能会在短期内因为某一区域的吸引力比北京强，过去后因为地方承诺不兑现等种种原因又感觉后悔，从而回流北京。

实际上，林晓在普华永道接触到的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外迁的案例并不多。“北京高新其实不好移动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员。人员移动各方面的成本都会比较高一点。到那个地方再去聘人吗？意味着就要把以前的人全都解雇。本来这些人对业务已经挺熟悉了，把他们解雇再培训一些新人的成本将会非常高。”林晓说。

赵弘发现，人才回流的现象也不少，“像在中关村，这几年研究当中例子很多，有的人觉得北京成本高了，我们要到外地去了，要回老家去了，但是回去以后就感觉到学术、知识、与国际接轨的一些信息严重滞后，知识慢慢老化、技能下降，又回到北京来。这种现象也不是个例，也很多”。

北京管理过严、程序过多，从另一角度则可解读为相对公平。在赵弘看来，这个城市总体而言还是公正的，不是熟人社会，在外地办事先找熟人，但在北京不用，只要合规就给办，不合规找人可能有时候也不好办，反而有助于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至于河北和天津，确实需要更多地转变观念，提高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但无论如何，企业或部门的外迁一定会影响到北京的税源税收。

林晓举例说，北京企业到海南设立一家分公司，彼此互为关联企业，通常会签订一份关联合同。海南公司作出决策，北京公司执行，相当于北京公司为海南公司提供产品。

北京公司获得人员等成本，再算上成本加成率的费用。这样一来，北京公司在北京的纳税额实际减少了，而高附加值的部分会留在海南那边。

而且从长期来看，北京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也离不开制造业的支持。赵弘分析，制造和创新有时候紧密关联。北京的创新资源，如果没有一些实体产业相配合、做支撑的话，创新就会向虚，向着更多的商业模式、互联网等非实体经济转变，对发挥创新资源的效能也是不利的事情。

北京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危机。多位工商税务服务机构的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从去年底起，北京多区收紧了对高新技术企业外迁的审批，财税、工商、发改委等部门严格监管外迁申请手续，尤其是纳税额达到一定额度的企业。这一举措的另一原因，也是为了防止北京企业、甚至壳公司去套地方补贴。

“申请提交上去，反正审批让我们等消息，但是往往一等就没有了，就说这个批不下来，不让往外迁。”一位工商服务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现在海淀、朝阳区的高新企业外迁尤其困难，特别是在关注名单上的。实在需要外迁会选择先把公司迁到密云、丰台等偏远的区，再往外迁，或者在外地重新注册一家公司。

不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能持续多久？究竟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北京企业外迁？

在赵弘看来，要尊重总部经济这个重要的规律。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源条件会发生一些深刻变化，大都市往往人才、信息、创新优势很明显，但生产成本劣势会显现出来。通过总部经济模式，总部功能和生产制造功能在空间上分离，实现自身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也能为多个区域带来收益，否则也不能持久。

零牌顾问董事长祖林向《财经》记者介绍，用“双总部”的概念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单纯的总部搬迁并非根本性的办法，建议企业在创业地设立第一总部，根据需求设立第二总部。公司如果业务涉及全国甚至全球，又与政策方向、国家资源密切相关，就可能到北京建第二总部。南方企业到北京建第二总部也比较好。

“双总部并不是说北京一个总部、上海一个总部，而是哪些总部职能放在上海、哪些放在北京，统合起来还是一个大脑。总部职能包括品牌、人才战略、组织战略、研究院、审计、媒体公关。如果总部职能涉及国家资源的，或者研究院就放在北京。好比左脑放在北京，右脑放在上海，就这种区别。”祖林说。

赵弘指出，一些企业或一些人才选择到外地，并没有放弃和北京的关联。一些企业可能选择总部经济模式，虽然在外地注册了实体，但是通过分解北京企业的功能进行了优化和分工，创新、获取信息、渠道销售、资本运营、品牌推广等职能并没有脱离北京，一些生产加工功能可能更多转移到外地，这也符合经济规律。

祖林说，大体量的跨国公司几乎都选择了全球多总部模式，非常成熟。外资企业可能会有亚太区总部、北美总部、欧洲总部。全球总部一个决策，多个区域总部进行联动，可以提升全球的反应速度，也便于统筹当地资源、适应当地市场。

“每一座城市有自己的能量、自己的价值，尤其是首都的功能，是任何城市都替代不了的，它既有国内资源的部分，也涉及到海外资源窗口的部分。”祖林说。

按照“双总部”甚至多总部的模式，既可以保证北京企业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后与北京的联动，也有利于吸引外地企业前来北京发展，提升增量。这些年，北京的总部企业数量一直围绕4000家上下波动。

据北京总部企业协会的数据：2015年3937家、2016年4007家、2017年4064家、2018年3961家。从企业性质上看，央企总部数量高于民企总部、外资总部。因此归根结底，要避免高新技术企业大规模地流失，终究还得强化北京这座城市自身的吸引力。

今年7月，北京市政府召开营商环境调度会，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在会上指出，还要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推动营商环境改革迭代升级，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以有效监管更好服务简政放权。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坚决清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

北京“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已经提出，要保持制造业竞争优势。按照“稳住二产、发展高端、加强融合”的思路，筑牢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高精尖经济结构。一个确切的目标是，到2025年，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0%，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回升至13%左右，力争达到15%左右。

亦庄、顺义、昌平、大兴、房山新城将是北京发展制造业的关键区域。

具体而言，亦庄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汽车、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生物医药；顺义聚焦发展新能源智能汽车、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航天；昌平聚焦发展先进能源、医药健康、先进智造；大兴立足生物医药基地和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做大做强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产业；房山加强高端制造业、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

纲要还提出，增强“三轴”节点城市产业配套。依托产业发展轴，加强保定、唐山、张家口、承德、沧州等区域节点城市要素集聚，并对京津走廊、沿京保石走廊、沿京唐秦走廊等区域作出了具体的产业部署。

叶堂林认为，“十四五”期间，京津冀产业高质量协同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加工成本很低，京津冀地区迎头赶上的压力也很大。如何形成产业链条，把北京的科技成果在河北落地转化，河北的传统产业又怎样借助北京的高新技术向高收益转型升级，仍需要研究。

在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方面，北京尽管没有提“金融中心”的定位，但金融业势能愈发强劲。

9月2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公司将全部转为北交所上市公司。北交所将整体平移新三板精选层各项制度，完善上市融资、定价、信息披露等制度，同时试点注册制。在不少专家看来，未来，北交所将聚焦“专精特新”，成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另一方面，也会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发展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

这也会成为北京吸引科技型企业的一大优势。“新三板会为北交所提供足量的上市资源，尤其是偏中小型的高科技企业。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推动大众创业，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向《财经》记者表示。

另外，《京津冀发展报告（2021）》指出，现在关键问题是，京津冀大部分城市产业链与创新链发展偏离度较高，北京的技术创新成果尚未有效流向周边区域。

2020年，北京市共认定登记技术合同84451项，成交额达6316.2亿元，其中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为3718.5亿元，输出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为347.0亿元，仅占北京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5.5%。上述《报告》指出，近年中关村科技成果除北京本地转化外，五成多落地长三角、珠三角，仅有不足一成落地津冀地区。

对此，郭万超建议，地方政府还需要进一步细化落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激励机制，同时探索“空间拓展＋政策推广”的模式，将北京中关村享受到的政策逐步扩散到京津冀地区，构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同时，他建议，北京可与韩国、日本的创新区域共享发展资源与机遇，与硅谷、西雅图、洛杉矶等美国创新生态圈形成更加密切有效的联系，促进人才、资本、技术和信息等创新资源的交流。例如“研究团队+专家”的引智模式，成立联合项目团队、联合研究中心；建立“双向孵化+风险投资”的国际技术成果孵化模式。

在王少国看来，还要加快构建高端人才汇聚的国际高地。

一是更好地发挥首都的高校汇聚优势，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培养更多高端科研人才和应用型专业人才。

二是由引资向引才转变，为高端人才在京就业创业营造更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帮助他们解决户籍、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困难，吸引更多高质量留学归国人员、外省市人才来京就业创业，吸引外籍人才来京开展合作研究和投资创业。

更重要的是，郭万超提到，京津冀地区还需要建立一种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文化环境。鼓励更多具有平台功能特性的社会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创新。“创新精神中，最宝贵的是企业家精神，要给予企业家更大的尊重和认可。”郭万超说。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林晓为化名）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