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敢于决策，彭士禄得了个绰号叫“彭拍板”。老同事杨朝勇说，彭士禄拍板的依据是实地调查。他总喜欢把计算器装在黄色的包里，遇到重大问题一定会亲自计算。

杨朝勇说，因为从小就经历苦难，也感受了真切的善意，彭士禄才比常人有更强的意志力，“从来不想工资和头衔，敢于担当和奉献。”

彭士禄最爱惜的一张照片，是在8岁坐牢时拍的。照片里，他穿汗衫，赤着脚，在广东汕头石炮台监狱被国民党列为小政治犯，国民党为他拍下这张照片。

有次在公交车上，彭士禄丢了钱包，心情极度郁闷。最后找回来，发现钱丢了，照片没丢，当即舒了一口气。

作为先烈彭湃的儿子，3岁时他失去母亲，4岁时失去父亲。为躲避追杀，奶奶背着他躲到潮州。晚年，彭士禄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在监狱里认了20多个“爸妈”。他们给彭士禄做“百家衣”，自己啃窝头，让彭士禄吃鱼肉。

他12岁才开始正式上学，一路从延安大学中学部读到喀山化工学院，在陈赓的建议下，改行学习原子能核动力专业。

回国后，仅凭50多本苏联出版的核能教材和美国玩具店里买回的核潜艇模型，他带领一支队伍，实现了陆上模式堆满功率，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突破了核心技术。

因为敢于决策，彭士禄得了个绰号叫“彭拍板”。老同事杨朝勇说，彭士禄拍板的依据是实地调查。他总喜欢把计算器装在黄色的包里，遇到重大问题一定会亲自计算。

杨朝勇说，因为从小就经历苦难，也感受了真切的善意，彭士禄才比常人有更强的意志力，“从来不想工资和头衔，敢于担当和奉献。”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96岁。晚年的彭士禄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中宣部近日决定，追授著名核动力专家、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从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彭士禄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彭士禄在家中写字台前。中核集团供图 

“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父母”

女儿彭洁回忆，彭士禄一生中最早记住的场景是：漆黑的夜晚，大雨瓢泼，奶妈抱着他不停地跑着，他吓得哇哇大哭，奶妈却严厉地让他别哭。

那是1928年，广东省海丰和陆丰相继被敌人攻陷，彭湃家的得趣书室和白色的小洋楼被敌人一把焚毁。彭士禄被奶妈背着藏到海丰准提阁。

当年的9月21日，他的母亲蔡素屏被国民党杀害。次年8月30日，父亲彭湃在上海牺牲，当年彭士禄只有4岁。在他俩唯一的合影上，彭湃提笔写下“彭湃及他的小乖乖，一九二六·二·二二”。

为了保护彭士禄，当地二三十户居民带着他辗转流亡。有一天，两个陌生的叔叔给他带来一篮衣服，都是当地百姓准备的，有薄的、厚的、长的、短的。

第二天，划船经过一个关口时，被敌人拦下盘查。敌人在船上的泥缝里发现一张字条，是他们去苏区的介绍信。两位叔叔被抓走，苏区也去不成了。多年以后，彭士禄才知道，那两位叔叔叫徐国声和林甦，是东江特委负责人，遭逮捕后第七天，他们被杀害。

1930年，彭士禄被彭家人从海丰接到香港，和祖母一起生活，靠着给人糊纸盒、粘胶鞋、绣花艰难度日。1931年又到香港的五叔家待了一段时间。

1933年，8岁的彭士禄和姑妈遭叛徒出卖，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这里，他还见到了曾经抚养自己的“山顶阿妈”。几百位难友见他衣衫破旧，凑钱给他做了一套“百家衣”。几个月后，他哭着送别两位母亲，被押送到广州感化院监狱，释放后靠乞讨谋生。

他一直都感念儿时帮助过他的人。当彭士禄已经是顶尖的专家时，最让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原副院长杨朝勇感慨的是，加上妻子马淑英的收入，他生活应该比较宽裕，但彭士禄的存折只有400元钱。彭士禄告诉他，虽然每个月工资有45元，但还要给儿时养过他的人们寄钱，包括祖母、姑妈潘舜贞和岳父岳母，开始是5块钱，后来是10块钱、20块钱。

1940年底，彭士禄被辗转送到延安。在延安大学中学部，他起初学得很吃力，但已显示出“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犟劲。他没学过几何，在数学课上急着问老师，“为什么叫sin、cos？”老师告诉他，三角公式要死记硬背。他接受了这个说法，在期末获得了优秀的评语，被评为全校模范。

“我们的父亲母亲，有的流血牺牲了……不好好学习，怎对得起父母，怎对得起党？”他曾在小组会上说。

彭士禄在建设陆上模式堆时使用的办公桌。新京报记者 曾金秋 摄 

1945年，彭士禄在自然科学院大学部化工系学习，专业是炼焦技术，也从事化工、炸药的生产。为支援前线，他们用土法生产硝化甘油，酸气和溶液经常碰到手上和棉袄棉裤上，后来，彭士禄的手上始终带着小疤痕。

三年后，组织安排彭士禄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化工系预科。1951年到1956年彭士禄先后在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和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化工系学习。

出国时，彭士禄穿着1949年贺子珍特地给他做的一身黄色呢子中山服，这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他几乎没在12点之前睡过觉，6年间，他共修了36门课程，除3门课程成绩为合格，其他33门均为优秀。实验室主任在评语中称赞他的“技术水平交稿，测算注释章法良好，图纸绘制优秀。”

这段时期，彭士禄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化工机械，加上做炸药的经验，都为他日后研制核潜艇动力装置试验提供了很大帮助。

随手携带计算尺

1954年，美国核潜艇试验成功。当时国人对核还不了解，只知道它使用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作燃料，一次航程6万海里。如果以柴油为燃料，则需要90节车厢。

整个50年代中期，国际核技术和核武器都在迅速发展。但我国直到1954年才采集到第一块铀矿石。在二五计划中，我国将原子能工业列入第一项重点任务，并于1956年成立了原子能事业部。

那年5月，彭士禄正要回国，恰逢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陈赓访苏。他召集彭士禄等人到驻苏使馆座谈。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希望能有一批留学生改学原子能、核动力。彭士禄当场表示愿意。

此后在苏联，彭士禄掌握了反应堆物理、热工、水力、控制、屏蔽等理论知识。他还邂逅了夫人马淑英。在苏联，马淑英在一次化学实验中，脸被爆炸损伤，包了几层厚厚的纱布，“她说假如自己的脸上长大麻子怎么办，我说不嫌弃她，还会娶她。”彭士禄传记中提到。

1958年，两人先后回国，不久就结婚了。回国伊始，彭士禄先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在这里，他从事屏蔽堆研发工作，担任技术六级工程师，兼任俄语翻译。随后，他被派往西北，参与我国第一座浓缩铀生产工厂的筹建。

此时，一个重大战略也在酝酿。1958年6月，聂荣臻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能潜艇的报告》，将核潜艇研究列入中央专委的重点项目。

那时，大家只在国外公开发表的照片上见过核潜艇。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位外交官从美国回来，为孩子在商场买了一个核潜艇玩具。核潜艇研发人员得知后，连夜将玩具要过来，摆到办公桌上研究。1962年，彭士禄手上拿到的，也只有5张核潜艇玩具的照片。

中国核潜艇研制，从1958年秋天开始，到1970年8月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为止，共经历了12年。

在四川建设陆上模式堆的那段时间里，彭士禄主要负责第一代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设计、试验、建设工作。那时，设计小组10余人经常带上馒头和咸菜钻进图书馆、档案室，一呆就是一整天。

他们没有国内的资料，全靠在苏联学习带回来的书籍，共计30多本。后来，彭士禄又托人从苏联购买俄文资料。这些书加起来一共50多册。在回国后的几十年间，彭士禄先后在北京、四川、湖北等多个省市生活过，每次搬家都要舍弃一部分生活用品，唯独这些书籍从没丢过。

没有复印设备，就用手抄写，没有电动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机。老同事杨朝勇回忆，当时彭士禄行走都要将计算尺揣在军绿色的挎包里。

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首批操作员高星斗记得，彭士禄当时经常拿着一个大瓷碗，排队在食堂打饭，食堂饭没有太多荤腥，大多数时候是酸咸菜。驻地的蚊子很能吸血，晚上，他们要不停拍打蚊虫。

有次，杨朝勇陪他去见当地一位支部书记，这位书记是个残疾人，喜欢抽旱烟。彭士禄拿过对方递过来的旱烟杆子，直接往嘴里送。事后，这位书记对杨朝勇，“这么大的干部，一点架子都没有。”

彭士禄在传记中回忆，“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它都吃不上时，我们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和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

他喜欢拿着花生和酒，和同事一起讨论工作，直到深夜一两点。

大胆拍板

因为敢拿主意，彭士禄得了个外号叫“彭拍板”。核动力院的黄士鉴对彭拍板有过这样的描述：“彭部长有一点很有意思，主要的参数，他都去自己算。他的计算尺比我们好，最好的计算器汇算函数，他有。他说，当总工，主参数一定要自己算。”

杨朝勇向新京报记者回忆，彭士禄为人豪爽，好烟好酒，但做事很细致，重大事件都要亲自计算，“他的拍板都是有实地调查的。”

彭士禄自己在传记中提到，他胆子太大，不善于请示人，可能得罪了一些人。但在技术问题上，既然由他负责，那就不能大事小事都推给上面。总是害怕拍板拍错，就缩手缩脚，影响整个工程的建设。

起初，是否应在陆上建造模式堆也引起了争议。反对的人认为，建造模式堆会将成本提高50%，还推迟了核潜艇下水的时间。不如直接将反应堆放进潜艇，试验成功就作为战斗艇，不成功就修改后作为训练艇。

彭士禄等支持陆上模式堆的专家认为，直接装艇风险太大，即便不出问题，换装也很不方便。另外，模式堆并不是试验完就报废，还是具有长远意义。

争议过后，周恩来和聂荣臻表态，必须建立陆上模式堆。

在陆上模式堆即将建成时，有人因为美军的核潜艇泄漏事故怀疑其安全性。彭士禄为此出席了一次“说清楚会”，他打了个比喻：核反应堆是啤酒，铀235含量为3%，是低浓度的，用火柴点酒精可以点燃，但啤酒点不着。最后，他严肃地做出保证。

1970年7月25日，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每升一步，险情就越多，彭士禄在过程中多次拍板，推进试验。

8月30日，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证明了彭士禄的判断。宣布满功率是在下午6点半，指挥长在广播里颤抖着声音宣布，反应堆功率达到了99%。此时的彭士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眼皮垂下来，头靠在椅背上。为了完成试验，他已经很久没有休息好。

在一次核潜艇的现场调试过程中，他胃疼得厉害，诊断为急性胃穿孔。他患有胃病长达20多年，但从不看病。北京的海军首长派专机将医生送到工地，在工地现场，他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

四川的这支队伍后来就地组建成为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后来他们成功建设了我国第一座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他们研究的反应堆为秦山、岭澳等核电站提供了动力，如今研制的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成功实现国内外示范工程的商业运行。

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1983年2月，彭士禄被任命为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兼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当时，他们希望借助外资开发核能源，于是找到了香港中华电力公司。

彭士禄带领参与过核潜艇工程的10名技术骨干来到广东，在不到15平方米的蛇口招商局房间里，他们早上吃方便面，中午买快餐盒饭。工作起来，有时几天几夜不睡觉。

回忆当时选址的情况，彭士禄曾说，大亚湾在香港50公里以外，离深圳也有40公里左右，且附近海水平静，冷却水充足，淡水丰富，山坡矮小，移民少也便于施工，更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发生过地震。

当时，国际上仅有法国愿意向我们出让核电技术，彭士禄就去与之谈判，让他们做了4台机组的总图设计。但香港投资方有顾虑，只做了两台机组。彭士禄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坚持按总图征集了土地。香港人后来尝到甜头，又在征地范围内建设了两台。电站的朋友评价他，“真有眼光有气魄，在当时国家还没有立项的情况下，就征地并搞了‘四通一平’，而且没有遗留任何问题。”

彭士禄还就地取材，他想就着核电站附近的一条大水沟修堤坝蓄水，可以供应每天所需的一万立方米淡水。但有人不同意，建议从50公里以外引水，避免垮坝殃及电站。彭士禄一番思考后，还是坚持就近取水，修质量一流的堤坝就不会垮了。如今，这道堤坝固若金汤，安然无恙。

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

到了晚年，彭士禄依然勤于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家。回来时，孙女已经睡着了，出门前，孙女还没醒来。为此，爷孙签订了一份合同，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按时回家，可以奖励1瓶啤酒。

2000年之后，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如从前，出门得靠轮椅。中国工程院院士于俊崇在2003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见到他时，他已经站不起来。但他坚持到各地考察。2006年去了秦山核电站，2008年去了三门核电站。

彭士禄曾感慨，“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他笑称自己有三位夫人，第一是核潜艇，第二是烟酒，第三是夫人马淑英。马淑英对此表示抗议，彭士禄便表示把她排在第二位。

住院时，为了不被查房的护士发现，他还把啤酒藏在被窝里。他在医院里获得了许多新的绰号：彭老乖、彭老赖、彭老帅、彭老六、老顽童……他告诉来访的《彭士禄传》作者杨新英，自己最不喜欢别人称他“中国核潜艇之父”，最喜欢别人称呼他“彭大哥”。他在医院喜欢主动跟其他病人说“hello”，也跟女儿说“see you tomorrow”。

疫情期间，家属无法探望，只能通过手机视频和彭士禄通话。一天下午，彭士禄睡了午觉醒来，躺在病床上看电视，护士时不时喂他吃一点巧克力。因为曾经做过胃穿孔手术，他的胃已经严重萎缩，只能通过插管输入营养液，偶尔才被允许尝尝巧克力的味道。

2021年3月22日中午，彭士禄在京逝世，享年96岁。彭洁回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意识清醒的彭士禄给女儿彭洁交代了自己的三个愿望：不做临终抢救，后事简办，将他和夫人的骨灰一并撒入大海。2021年3月30日，彭士禄及其爱人马淑英的骨灰被撒入渤海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