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华文化不等于传统儒释道文化，宗教中国化也不是儒学化、世俗化，而是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建构中国宗教文化主体性。宗教思想建设中国化是关键，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宗教教义教规的阐释中，推动宗教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把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宗教组织、制度、教风建设中，建构民主办教、依法活动、服务社会的现代理念。宗教教义教规的阐释要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是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大一统”理念，把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和谐包容理性崇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植入宗教思想中，铸牢中华民族认同、宗教和睦的文化基础。

关键词：中华文化 视域 宗教 中国化

自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政策命题后，“宗教中国化”怎么看怎么办，成为近年来学者、宗教工作者和宗教界的热门话题。其中，关于“宗教中国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也是理论上需要解决的重点。

一、目标：建立中国宗教文化的主体性

在2016年国家宗教局召开的相关主题座谈会上，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阐释了“宗教中国化”的政策要求：政治认同、社会适应和文化融合 [1]。其中“文化融合”是三个任务中最复杂的命题，涉及宗教文化、中华文化的认识理解以及如何融合等问题。

由于种种复杂因素，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还存在诸多偏差，比如，有人认为中华文化主要指的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的意识中，中国伊斯兰教文化、中国基督宗教文化不属于中华文化，所以，有些人把“文化融合”理解成儒释道文化“化掉”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有人认为，儒家文化具有世俗性，所以文化融合，就是宗教去“普世化”，去“神圣化”，走向儒学化、世俗化等。

因此，搞清楚“宗教中国化”语境下文化融合的涵义，需要说清楚中华文化是什么。学界对文化的定义有几十种，但无论哪种定义，文化都包含着物质和精神两个范畴，在结构上有表层、中层和内核三个层次。文化的表层结构是民俗（包括居住、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礼仪节庆等），文化的中层是语言文字以及以此为载体记录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典章制度等，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也就是引导人们思想和行为道德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渗透在文化机体的各个方面，是民族文化之魂，统摄和规范民族文化形式和发展方向。

通常人们所说的中华文化，指的是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是56个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共同体。这一定义表明两点:一是中华文化包括56个民族特色文化，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二是中华文化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创造的、传承至今的文化，通常我们称作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文化的精粹是文明，关于这一点，习总书记在2016年的“7•1”讲话中有所涉及，他说，中华文明包括“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包括三部分：各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华各民族成员，接受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将这些宗教教义教规、宗教礼仪制度、宗教道德等宗教文化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中国宗教文化。其中，佛教融汇藏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出中国特色的藏传佛教文化，成为藏、蒙古、土等十多个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扎根中原文化，发展出汉传佛教文化，成为汉族等传统文化一部分；佛教融汇傣、布朗等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出中国南传佛教文化，成为我国云南很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内地伊斯兰教从“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中汲取养分，发展出“敬主忠君孝亲”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3]，新疆地区伊斯兰教与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融汇，形成中道和平宽容的主流思想。1300多年来在中华文化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已经成为回族、维吾尔等十多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各民族传统文化中包括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两部分，世俗文化的核心是无神论，以科学理性为标志，宗教文化是以宗教教义教规、宗教礼仪习俗、宗教道德、宗教文化（宗教文学艺术）等为表现，以论证神的存在为主要内容，建构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文化，核心是有神论。

各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中华文化全部。儒家文化作为历代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经过系统全面的历史传承，在今天沉淀为中华各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中国大约有汉、朝鲜等30多个民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华文化还包括近代以来一代代仁人志士投身中国革命缔造的革命文化，以及在改革开放新时代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当代中华文化的主流。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灵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多样性的中华文化交流交融的载体。

所以，中华文化不等于传统文化，更不等于传统儒家文化。历史上，外来宗教中国化不是儒学化、世俗化，而是扎根中华文化沃土，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其他意识形态，如哲学伦理道德教育等交流互鉴，建构中国宗教文化的主体性。佛教在与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逐渐完成了中国化，在教义、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与儒、道取长补短，共同构筑人本理性、入世崇德的中华传统伦理价值。

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中国，一代代中国天主教、基督教界有识之士通过推行“耶儒合流”，寻求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国本土化基督教神学，努力推进基督宗教教义教规、礼仪习俗方面中国化。

因此，历史地看，宗教中国化的“文化融合”，不是化掉宗教，而是突破原来的文化背景和教义阐释体系，扎根中华文化沃土，建立和发展中国宗教文化的主体性，这是宗教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

当代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是禁止信教，不是改造宗教，而是深化中国宗教文化的主体性，实现从“宗教在中国”到“中国宗教”的深刻转变。正如王作安局长所说的，“我国宗教既要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要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在经典教义阐释上、在宗教制度建设上、在宗教活动方式上、在音乐服饰建筑表达上，都要体现鲜明中国风格，真正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国宗教’，而不是‘宗教在中国’。”[4]

具体到基督教，王作安局长指出，“基督教的中国化并不是要用中国文化同化基督教文化，当然也不是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而是通过阐释基督教文化中适应社会进步的内容，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基督教文化只有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才能得以生长和更新，同时又在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增添新的色彩。”[5]

二、根本任务：宗教思想建设中国化

由于宗教是立体化结构，包括精神信仰、教理教规、教团组织、活动交往、文化形态等多重要素，宗教适应社会是多层面、多渠道和多样式的，而最深层次是宗教思想建设层面。历史地看，外来宗教完成中国化，根本标志是宗教思想中国化。佛教思想中国化有三个典型标志，一是东晋道安确立了“政主教从”思想；二是唐代六祖慧能提出“佛性人人皆有”，“顿悟成佛”思想；三是近代太虚建构了“人间佛教”思想[6] 。伊斯兰教先贤王岱舆、刘智等建构的“敬主忠君孝亲”思想，实现了伊斯兰教由“认主独一”到“爱国是信仰一部分”的中国化转变。相比较而言，基督教、天主教神学思想中国化相对不足，学者李平晔曾指出：“当我们考察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尤其是农村的基督教时，从信仰动机、敬拜形式、教堂建筑、组织架构、政教关系、与其他宗教的互动等方面，无一例外地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信仰特征……然而，实践层面的基督教中国化，仅限于表层浅相。而在学理层面，或神学思想层面，基督教的中国化还远未成形。”[7]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国际交流深入推进，我国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界在宗教思想建设方面，出现“逆中国化”倾向，有人认为教义教理的统一是宗教本质特性，不能有变化；有人认为只有用阿拉伯语诵读经典，才能保持伊斯兰信仰的纯正，任何中国方式的解读，都可能偏离经典原意，因此，回归阿拉伯语诵读、诠释经典成为某种潮流，于是阿拉伯半岛“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思想开始在中国流行；基督宗教不仅强调坚守西方文化思维的教义教理，强调忠贞纯正，强化普世性，而且还出现试图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的“基督教福音化”中国倾向。

这就导致宗教思想建设在当代中国化进程中停滞、倒退甚至出现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脱节、冲突等情形，比如有人强化根本上师崇拜，封建宗教特权死灰复燃，有人强调信与不信的对立，造成宗教关系紧张；有的宗教向世俗社会扩张，用宗教整合民俗，最严重的就是用宗教教法向社会提要求。在世界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历史上，都有政教合一或者神权至上的时代，也都有将宗教教义教规上升为教法的情形。随着时代发展，宗教教法对他人的“他律”逐步让位于世俗法律，转变为教规对自我的“自律”。过分强调宗教超越国界的普世教义教规认同，归根结底是宗教认同大于国家认同。

“宗教中国化”落脚点在宗教思想建设。牟钟鉴先生认为，宗教神学理论中国化的程度决定着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程度，引导各大宗教的神学完成理论上的中国化是最需要下功夫做的工作，也是最艰难的工作。“宗教界应充分认识宗教神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去中国化’‘逆本土化’的危害性，克服因思想保守而产生的对中国化的误解和抵触情绪，防止被境外宗教原教旨主义所误导，使宗教神学中国化成为广大宗教界人士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8]

宗教思想建设中国化是各宗教的共同任务。虽然不同宗教在解释世界的世界观方面有所不同，而且“神创论”的世界观与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但各宗教关于真善美以及生命终极意义的价值解读，彼此是相通的，也是与社会主流价值契合的。所以，当代中国各宗教思想中国化建设，尽管有各自的内容和特点，但都有共同的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吸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果，适应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反映时代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借鉴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彰显了时代精神，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体现着社会主义社会道德标准，是包括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全体中国公民的共同价值追求。”[9]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统摄各宗教思想建设，除了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时代价值融入到宗教教义教规的阐释中，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推动各宗教思想观念的现代转型；还要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时代价值融入到宗教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教风建设中，确立民主办教、依法活动、服务社会等现代理念，推动宗教活动方式的现代转型。

三、用“和而不同”“大一统”价值观浸润宗教

宗教中国化的核心是宗教教义教规的阐释。关于如何阐释宗教教义教规的问题，习总书记提出“两个符合”，除了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还要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宗教中国化语境下，阐释宗教教义教规应该符合哪些优秀传统文化？换句话说，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对塑造中国宗教品质和面貌，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宗教冲突的历史不同，中国历史上各宗教之间关系的主旋律是和谐，没有宗教战争和宗教裁判所，没有对异端的残酷迫害，摩擦大致保持在思想言论层面。和平传教、多教共生、彼此吸收、相安互益是宗教关系的主流。各宗教之间平等、尊重，相互包容，兼容并蓄，在中国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模式或“多元通和”的关系格局[10]。

回溯历史，我们还可以发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经历了政教合一和国教统治的历史不同，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政教分离的。中国政教关系的历史传统是政主教从，历史上皇权大于教权，各宗教从属世俗政权统摄，认同皇权，维护皇权。

这种宗教关系得益于中华文化的两个重要的价值观：“和而不同”“大一统”。二者不仅促成了秦汉时期儒道法诸家融合，而且也促成了魏晋以后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促成唐宋以后中华固有文化与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的融合。同时也形成宗教不干预政权、遵从政权的政教关系传统。在今天，这种价值观进一步升华成我国宗教文化中相互包容、注重道德、爱国爱教等优良传统。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各宗教和睦相处、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世界范围内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和睦共存提供了借鉴。今天，各宗教教义教规的阐释，应该符合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这样的优良传统。“和而不同”是儒家重要的价值观，儒家思想核心是“仁恕中道”。“仁者，爱人也”，这是一种“以德治国”的方略，不仅影响了历代统治者，而且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了中国人谦恭的性格，“有礼貌”“讲道理”“以理服人”是中国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主要方式。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和”是一种追求，一种状态，一种境界，一种人文关怀，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各种文化深广的包容性。

体现在宗教态度上，一是“敬鬼神而远之”。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这就避免了各种宗教对政治的干预，使得儒家的“德治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超越各种宗教，具有了人文性、世俗性。同时，“敬鬼神”的态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宗教宽容精神，因此，在社会主流为儒学主导的意识形态下，各宗教在民间自主发展。

二是各宗教“多元通和”。“仁恕中道”精神，在宗教关系方面发展出了中国各种宗教“和而不同”“多元通和”的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秦汉时期，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正式形成，在思想文化方面，儒学成为官学，指导意识形态，道教兴起，佛教传入，用以弥补儒家重现实不重来世的不足。

三国至清中叶，中国进入儒、佛、道三教会通与多教互动阶段，最后儒学为主，佛道为辅，三教合流，形成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慈爱、贵和、尚德、忠恕等，这些成为维系中华民族不散不离的主要精神纽带。此后，伊斯兰教和平传入；基督宗教三次传入，摩尼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等，皆在中国有生存空间，于是形成民族地区伊斯兰教、基督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与儒学、汉传佛教、道教并存互融的局面。

牟钟鉴先生指出，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根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积淀的“仁恕中道”精神，以及在这种精神指引下铸成的宗教文化“多元通和”生态[11]。所以，宗教教义教规阐释要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就是符合以“仁恕中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和谐包容理性崇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塑造我国宗教徒，建设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中国宗教人文品格，让历史上形成的我国各宗教之间平等尊重、相互包容、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和正能量。

“大一统”思想的精髓是团结统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5000年没有中断，关键在于“大一统”观念。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问鼎王权，都以中华正统自居，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秦汉奠定了“大一统”，隋唐发展了“大一统”，元朝继承了“大一统”，清朝实现了“大一统”民族整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格局和多民族治理的重要模式。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同胞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祖国的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团结统一的“大一统”的价值观内化成全体中华民族成员的心理认同，表现在宗教态度上，就是各民族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维护国家统一，各宗教从属世俗政权统摄，认同皇权，维护皇权。在今天这种价值观进一步升华成维护国家统一、宗教和睦的价值认同。

用“大一统”价值观指导宗教思想建设，就是把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文化基因植入各宗教思想中，使得中国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南传佛教，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基督教、中国天主教等各宗教思想中内生出爱国主义成分。在宗教教义教规的阐释中，自觉以中国为自己所属所忠的国家，以中华文化为自己所属所敬的文化，以中华民族为自己所属所爱的民族，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思想基础。这样的宗教思想建设“对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治理‘逆中国化’现象等，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12]也是宗教与所处社会相适应的根本要求。

四、建设和谐宗教文化

建设和谐宗教文化指的是宗教内部、宗教文化之间、宗教文化与社会其他文化要素之间彼此尊重、和睦相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氛围和境界。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对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天，中国五大宗教深受中华传统儒家“和而不同、殊途同归”的文化传统浸润，其教义教规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与和谐理念，比如主张与世界各种文化和谐相处，反对极端主义、排他主义。当代宗教文化建设，就要弘扬宗教中有益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重点是扬弃和谐文化资源，推进和谐理念建设，促进宗教关系和谐。

建设和谐宗教文化，需要不断推动不同宗教文化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包括不同宗教之间在神学建设、宗教道德、教义教理阐发等方面的相互学习和借鉴，这是化解宗教文化张力，推动宗教之间和睦相处的重要方面。在推动宗教文化对话交流的过程中，要尊重各宗教文化的特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性是社会活力的体现，也是宗教文化交往交流的重要原则。宗教文化的独特性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表现形式。只有充分尊重个性，包容个性，才能有效推进各文化主体交往交流。只有交往交流，才能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从中凝练出深沉的中华文化自信，自觉抵御外来文化渗透，这是建设和谐宗教文化的重要方面。

[1]2016年9月26日，国家宗教局召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讨会，各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宗教界人士、宗教学、民族学和法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部分省(区、市)宗教工作部门有关同志等参加会议。会上，王作安指出，“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就必须在政治上自觉认同、在文化上自觉融合、在社会上自觉适应，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时代进步同频，成为社会建设的和谐因素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

[2]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参见孙振玉：王岱舆的神学伦理思想，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第1期 。 

[4]参见王作安：行稳致远 久久为功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载《中国宗教》2016年第10期。 

[5]参见王作安：“我们愿意看到的基督教”，载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 

[6]参见张训谋：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载《领导科学论坛》2018年第5期。

[7]参见李平晔：“基督教中国化之浅见”，载《中国宗教》 2013年12月刊 。 

[8]牟钟鉴：我国宗教应坚持中国化方向，人民日报网2016年7月10日。 

[9]甘肃省委统战部课题组：对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几点思考，载《江苏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10]参见牟钟鉴：中国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6月14日。

[11]参见牟钟鉴：中国宗教应坚持中国化方向，人民日报2016年12月31日。 

[12]参见王作安：行稳致远 久久为功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载《中国宗教》2016年第10期。

作者简介：沈桂萍，（1964.9），女，满族，辽宁凤城人，现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列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宗教理论与政策研究。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