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此时唐王朝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地方上藩镇割据，朝廷中宦官专权，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日益加重。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白居易没有遇到大唐盛世，对他个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幸。但白居易的出现，又恰恰是中唐时代的一大幸事，让李白、杜甫之后的诗坛不至于后继乏人，也让9世纪的中国历史在文化艺术上多了一抹亮色。

白居易出身于一个“世敦儒学”的中小官僚家庭。在重视门第的唐代社会，他可谓出身孤寒。白居易幼时，全家跟随父亲的职务调动迁徙。在父亲死后，家庭经济很快就陷入了困顿。这也迫使白居易继承家业，走上由科举入仕途，转任四方的人生道路。

在古代，对士大夫来说，宦游是他们的一种主要旅行方式。可以说，白居易的一生几乎都在官僚生涯中度过。一方面，做官保障了他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让他所著诗文较少散佚，也帮助他成为唐代作品存世最多的诗人；另一方面，宦海沉浮也让白居易一生遭受了不少离别之苦。

白家郡望本在太原，至白居易曾祖白温迁至关中下邽，为祖茔所在。白居易本人则出生于郑州新郑东郭宅。据说不满一岁时，白居易尚在乳母怀中，就已默识书屏下的“之”字、“无”字（《与元九书》）。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白居易五六岁始学为诗，9岁谙识声韵，为此后的人生打下了基础。

符离：春风野草，苦节读书

白居易11岁时，父亲白季庚改任徐州别驾，白家离开郑州，搬到了徐州以南的符离。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符离是当时重要的运河枢纽。这对拓展少年白居易的视野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地的陴湖濉水、武里山村、草堂石桥、东邻旧院，都被他写在了诗文里面。出仕为官后，白居易多次返回这片故园，可以说符离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根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生成的白居易踪迹图 资料图片

在符离，白居易最难忘的还是那段勤奋苦读的经历，还有少年的友谊与爱情。他与当地5位年龄稍长的青年才俊，共同“苦节读书”，过着“昼课赋、夜课书、间课诗”的生活。白居易的刻苦甚至到了口舌成疮，手肘磨出厚茧的程度，眼中“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在今天看来，应是用眼过度所引发的飞蚊症。这也为白居易晚年多次提到的眼疾埋下了病根。多年之后，白居易仍然与少时的同学保持着真挚的友谊，共同把酒，怀念那段“朝来暮去多携手，穷巷贫居何所有。秋灯夜写联句诗，春雪朝倾暖寒酒”的美好岁月。

白居易还与邻家少女湘灵有过一段悱恻难忘的爱情故事。“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莲。”除了这首《邻女》，白居易还陆续为湘灵写过十几首诗。湘灵家庭出身不高，在白母的坚决反对下，两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直到37岁，白居易才娶了望族弘农杨氏之女。

长安：直言敢谏，长恨讽喻

长安成就了白居易的诗名。传说白居易早在15岁时就来到长安，拜访当时的文坛领袖顾况。原本还在拿白居易名字打趣的顾况，读到那首《赋得古原草送别》后，大为赞叹。从此白居易在京城名声大振。这则故事的真实性被后人所怀疑。不过，白居易在长安崭露头角，是无可争议的。白居易29岁在长安得中进士，“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在此期间，白居易结识了元稹。长安也见证了元白近30年志同道合的交谊佳话。

在长安，白居易直言敢谏。他与好友陈鸿等人登临附近的游仙山时，感念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几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由此，白居易写下了千古名篇《长恨歌》，其中就隐含着对统治者的批评和谏言。不久，白居易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后改为左拾遗。作为谏官，白居易一面向皇帝直言朝政利弊，一面写出了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诗作，如《观刈麦》《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当时的他可谓“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这些讽喻诗无疑刺痛了许多达官显贵。

成也文章，败也文章，长安也是白居易遭遇沉重打击的地方。相比于李白、杜甫等前辈直到很晚才获得一官半职，白居易可谓年少得志。不过，他也为自己的直言敢谏付出了代价，被外放为江州司马。后世将这一事件视为白居易思想和生活的转折点。实际上在长安任官的几年间，白居易的心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正如他在诗中所写：“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惟非贵相，但恐生祸因。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自题写真》）

江南：乐天闲适，独善其身

44岁的白居易被贬江州，一时饱受沉沦之苦。在这里，他创作了另一名篇《琵琶行》，琵琶女的遭遇也是诗人自己的写照。

在巨大的失落与痛苦中，白居易寻求解脱之道，儒、释、道的思想渗透进他的生活。在江州，白居易多次探访庐山，寻访名寺道观，精神上转向佛教的倾向日趋明显。他开始纵情于山水诗酒，也拓宽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琵琶行》中说他“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对于南方多雨的气候，长期在北方生活的白居易开始时并不适应。“自作浔阳客，无如苦雨何。阴昏晴日少，闲闷睡时多。”（《霖雨苦多》）诗中提到的“苦竹”，实际上也给了白居易生活上许多慰藉。最早以“食笋”为主题的诗作就出自白居易之手：“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久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食笋》）还有山石榴、山枇杷、菱角、樱桃、江鱼等食物，都为诗人提供了生活的乐趣。这些食物与江州特产湓浦竹、庐山桂、东林寺白莲等，都是白居易歌咏之物。

此后，白居易陆续改任忠州、杭州和苏州刺史，有了主政一方的机会。在忠州，他组织人力在城西开出一条山路，极大改善了当地交通。在杭州修整钱塘湖堤，在苏州开凿了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

对此时的白居易来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在忠州，白居易常在城外的东坡种植花草。后世苏轼被贬黄州，有感于与白居易相似的经历，自号“东坡居士”。在杭州，白氏写下“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的名句。每当梨花开时，诗人所爱的当地特产美酒“梨花春”也恰好酿成。在苏州，白居易屡次游览太湖风光，对于苏州的长洲苑、灵岩寺的美景，贡橘等物产，也多有诗词描写。

洛阳：诗酒文会，崇佛悟道

洛阳是白居易的归宿。晚年的白居易多次称病乞假，在东都洛阳担任闲职，致仕后定居洛阳，死后葬在洛阳。白居易在洛阳几乎度过了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光。

白居易晚年居于洛阳履道坊，在今天那里不过是一片普通的村舍。但在白居易的时代，却是“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的精致园林。今天的考古工作者确认了宅南的水池面积，证实了当年“竹木池馆，林泉之致”的记载，甚至还发掘出了“开国男白居易造此佛顶尊胜大悲”的残石经幢。白居易的履道坊宅第，在古典园林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晚年居洛，白居易颇有沉湎享乐的一面。乐天之乐，一为酒，宋人说他诗中“饮酒者九百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问刘十九》）；二为乐伎，白居易养了众多家乐歌伎，其中姓名可考者不下九人；三为诗会，白居易常常与刘禹锡、裴度等朋友进行诗酒文会。他还与当时多位致仕官员在家中组织了“七老会”，又在香山组织了“九老会”，赋诗吟唱，既醉且欢。

洛阳的佛寺也成了晚年白居易的精神归宿。经历了好友元稹的去世和独子阿崔的夭亡，白居易晚年将佛教作为精神寄托。白居易常拜谒龙门石窟与寺院，捐资香山寺、重修藏经堂。他还将自己的文集藏入江州东林寺、苏州南禅寺、洛阳圣善寺与龙门寺，这可以视为他对自己一生文化地图的回顾。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走完了自己75岁的人生。他没有随父母兄弟安葬在下邽祖茔，而是葬在了龙门香山寺如满和尚的塔旁。

白居易通过诗笔，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唐代由长安、洛阳到苏州、杭州，从帝王将相到普通民众的生活全景。在白居易的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残酷现实，又可以看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闲情逸致；既有“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的针砭时弊，又有“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的歌舞升平。

纵观白居易的人生轨迹，不妨以四季来比喻他人生的四个阶段。少年符离苦节读书，有着野草春风般的强韧。壮年任职长安，痛陈时弊，毫不畏惧，如同夏日盛阳灼热。中年贬官外任江南，乐天闲适，恰是气佳景清，秋光闲步。晚年居洛崇佛信道，在寒冬时守护着生命的烛火。

人们常说白居易经历了从早年“兼济天下”到晚年“独善其身”的转变。他一生经历了8位唐朝皇帝，可谓看遍世事沧桑。白居易生前多次自编文集，将自家的诗分为讽喻和闲适，并收于寺庙，正是将“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丧、所经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开卷而尽可知也”。他将自己的矛盾，如实地记录在诗文之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坦荡与勇气。（瞭新社）

作者：宋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