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从上京南迁至燕京（今北京），取名“中都”，北京的建都史以此为开端。金中都地位的确立，使北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完成了由“城”到“都”的身份转换，为元、明、清定都北京打下了坚实基础。

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拥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70年的建都史，始终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与承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宗

教文化。已故欧洲著名汉学家施舟人认为：中国人使儒、释、道等各种宗教能够和平相处，是非常伟大的；在北京，各种宗教能够相互融合，和谐地存在于同一个城市，是非常了不起的。因此，他称北京是“圣城北京”。在北京，形成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具有极强文化包容性和融合度的金中都与元大都

当金中都成为金朝的首都之后，原有的城市空间难以满足国家都城的需要，必须进行大规模改造。金中都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强调“居天子之正”“可以为正统”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坚韧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充分体现。

为扩建中都城，金朝大臣们事先绘制了蓝图，所参考的标准就是宋朝东京开封府：“筑燕京，制度如汴”。时人称：“（海陵王）亮欲都燕，先遣画工写京师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授之左相张浩辈按图以修之。”金中都仿照中原王朝备齐各种国都“标配”，包括与宫殿配套的皇家园林、举行各种重要礼仪活动的坛庙场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衙署以及在城郊建皇家陵寝等。

金中都的城市建设，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国都规划理念，吸收中原王朝都城建造礼制思想，三重四围，布局方正；前朝后市，中轴对称；坊巷划分，状如棋盘。另一方面，他们依水势建宫苑，把不规则的水面纳入方正的皇城宫墙中，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显示出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和融合度。这些为此后元大都选址与规划建设提供了思路，在都城营建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北京第一次成为全国首都是在元朝，元大都的设计者是也黑迭儿。关于也黑迭儿在北京建设史上的功绩，陈垣、白寿彝等历史学家都作过详细考证。白寿彝说：“今北平庄严富丽之宫殿城郭之驰名于世界史者，也黑迭儿之功实多。明、清时对于北平宫城虽亦屡兴工程，但亦不过增损元时之旧而已。”

正史记载，也黑迭儿本是“大食人”。也黑迭儿在元世祖手下掌管建筑工程，先为元世祖设计了琼华岛（今北海公园），后负责设计并监督元大都宫殿及城市建设。

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史书无确切记载，但据有关专家考证，北京历史最悠久的牛街礼拜寺始建于辽圣宗统和十四年（996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逾万人，有清真寺35座。明政府对“保国有功的回回”始终以“敬礼勋臣”相待，敕建、重修了许多清真寺，目前北京大部分较为古老的清真寺，多为明代修建。

北京牛街礼拜寺　　　石建杭摄

北京的清真寺基本上都是殿堂式建筑风格，多采用四合院样式，沿中轴线分布。如牛街礼拜寺，为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内部装修结合阿拉伯式建筑风格。牛街礼拜寺比较著名的建筑构件应数寺门前大影壁上的“四无图”玉石浮雕。这件浮雕出自明代前期，图上绘有钟、如意、棋盘和香炉等。浮雕图内4种物件各有所指，“钟”通“忠”，如意的“意”通“义”，“棋”通“齐”，香炉的“香”通“襄”，这4个字合起来就是“忠义齐襄”，即忠义双全的意思。

离牛街礼拜寺仅800多米的法源寺，不仅是北京城内历史悠久的古刹，也是中国佛学院、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是佛教界培养青年僧伽和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法源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初名“悯忠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授戒法，并正式改名“法源寺”，寺内有乾隆御笔“法海真源”匾额一块。法源寺还以丁香花名动京城，是京城四月赏丁香的首选之处。

北京法源寺盛开的丁香花。曙祥摄

多元和合、设计精巧的宗教建筑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家喻户晓，歌词中提到的“美丽的白塔”，指的就是北京北海公园的藏式佛塔，而北海公园里的佛教古建筑更是我国藏、汉等民族佛教艺术的宝库。

北海永安寺白塔高35.9米，占地面积810平方米，始建于清代顺治八年（1651年），本是一座镇物塔，即风水塔。在清代，每年农历的十二月十五（燃灯节），北海白塔从塔顶到山脚下都会点起灯火，由喇嘛举行法事活动，祈求国泰民安，有诗人记录当时的盛况，“万岁山巅窣堵波，佛灯璀璨似星罗。蕃僧往事从头说，梵颂齐吹大法螺”。

农历七月十五，在道教中被称为中元节，佛教称盂兰盆节。这一天，在传统社会中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旧时，北海公园便是老北京在盂兰盆节“大放河灯”的地方。

除白塔和永安寺，北海公园里还有很多跟佛教相关的古建筑。很多人以为，九龙壁是皇权特有之物。但实际上，根据史料记载，北海九龙壁本是“大西天经厂”（皇家翻译和印刷佛经的地方）门前的影壁。这9条龙是用来镇火，保护佛教经书不被烧毁的。当初九龙壁就安放在佛教殿宇“大圆镜智宝殿”前面。

北京北海公园永安寺白塔。吴艳摄

北京城现在还有一个地名叫作“小西天”，有“小西天”，按理说就应该有“大西天”。“大西天”就是北海公园内距离九龙壁不远的“西天梵境”。“西天梵境”在明代为西天禅林喇嘛庙，寺庙雄伟精巧，在我国佛教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遭到破坏，现已经基本修复。

在北海公园内的西北方，距“西天梵境”不远，有方殿、万佛楼（毁于八国联军之手）和阐福寺。特别是乾隆皇帝为其母后八十大寿修建的“极乐世界”（观音殿），是世界上最大的方亭式建筑，占地面积1246平方米，四面环水，环境优雅，殿内有南海普陀山模型，山上有数百尊佛教造像。北京城内这样藏、汉合璧的宗教园林建筑还有很多处，雍和宫也是典型的代表。

雍和宫东邻古刹柏林寺，西与元代太学国子监相望，北邻地坛公园，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清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皇帝将父皇雍正长期生活、自己出生和成长的“龙潜福地”雍和宫“改宫为寺”。雍和宫的建筑可以分为宫廷殿宇、园林庭院、禅房佛仓三类，三类建筑以南北向长方形布局的寺院主体建筑群为中心，形成东、西、中三路建筑鳞次栉比的分布格局。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布局及装饰艺术，既具有一般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特点，同时又集宫廷与民间建筑，以及汉、藏、蒙古、满等民族建筑艺术于一体。

北京雍和宫的雍和门。石建杭摄

北京城里的很多基督教教堂，则是中西合璧的结晶。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是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第一所卫理公会会堂，原名亚斯立堂。这座教堂建筑风格独特别致，礼拜堂呈圆形，整体为木制双层“伞”形结构。鲁班发明雨伞虽然是民间传说，但一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伞的国家，古人称伞为“簦”。在中国古代，伞除实用功能外，还有重要的仪式功能，帝王出巡时都要配有黄罗伞盖，有“荫蔽百姓”之意。伞的大小、颜色也是区分官职大小、身份尊卑的一种标志。崇文门教堂的“伞”形结构设计，正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荫蔽、尊贵、护佑等内涵。

北京基都教会崇文门堂。吴艳摄

北京基督教会崇文门堂享誉海内外，多次圆满完成国家和地区政要、宗教领袖、参访团等重要外事接待活动。建筑风格上体现传统与现代完美统一、中西合璧的崇文门堂，向海内外人士展现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健康传承的成果，也见证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安葬晚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的滕公栅栏墓地，与传信部墓地、正福寺墓地，并称北京天主教三大传教士墓地。改革开放初期，滕公栅栏墓地得以恢复，重新树立起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位明清天主教传教士的墓碑。后来，滕公栅栏墓地进一步扩建，在原址开辟新的墓园。现今滕公栅栏墓地分东西二院，西院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人墓地；其他明清以来天主教重要神职人员墓碑安置在东院，并将原马尾沟教堂石门移至滕公栅栏墓地甬道之前。北京地区天主教传教士墓碑上，十字架之外最醒目的便是中国传统蟠龙纹饰，“二龙戏珠”“海水江崖祥云”图案随处可见，满、汉、拉丁文字同刻于一碑之上，遒劲有力、银钩铁划的中国书法与刚劲划一的拉丁文相互衬托，具有中西文化合璧的形式美感。

滕公栅栏墓地中的利玛窦墓及墓碑。陈欣雨摄

大运河与北京的宗教文化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到达终点站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北京通州的燃灯佛舍利塔。京杭大运河绕塔而过，当年运河行船的船夫水手只要远远望见燃灯佛舍利塔，就知道到达终点了，正所谓“一支塔影认通州”。《帝京景物略》记载：“古有曰佑圣教寺者，今通州学宫也。宫墙外片地，故塔存焉。塔级十三，高二百八十尺，围百四尺，中空供燃灯古佛。”留存至今的通州文庙大成殿、佑胜教寺、紫清宫和燃灯佛舍利塔，构成“三庙一塔”格局，分别代表了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传统，反映出北京宗教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趋势。

从元代开始，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船只经过通州，到北京内城，最终停泊在积水潭。万宁桥是北京城内什刹海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石桥，位于北京旧城中轴线上，横跨什刹海入玉河处。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元朝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主持开挖了通惠河，为了调节水位，又主持修建了24座闸。万宁桥边的澄清上闸便是京杭大运河入北京内城的一处重要水利运输闸口，万宁桥北侧则是著名的道教宫观——地安门外火神庙。

地安门外火神庙是道教正一派的著名道观，已故著名民俗学者常人春曾经撰文记叙：北京地安门外桥北火德真君庙（简称火神庙），历史上江西龙虎山历代嗣汉天师来京都驻跸于此。明代，曾被皇家敕封为“显灵宫”，与正阳门外关帝庙朝天宫、朝阳门外东岳庙灵济宫，合称“三宫”，由皇家道录司直接派大德高道担任住持。明清两代北京道教正一派与江南道教正一派能够保持密切的往来，京杭大运河便捷的水陆交通功不可没。

北京东岳庙也是道教正一派的重要道观，由元代张留孙始建，其徒弟吴全节最终完成。元明易代，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南京朝天宫清微派道士禹贵黉被委任为北京东岳庙住持。东岳庙的清微派从明朝一直传承到民国时期，先后传承了23代。我国北方的道教，明清以来一直是全真派比较兴盛，而北京东岳庙则是北方地区正一派最重要的道观。

北京东岳庙内的太极鼓。石建杭摄

东岳庙供奉的是东岳大帝。东岳泰山在我国古代信仰体系中极其尊贵，只有天子才能祭祀。最初，天子可以祭祀五岳四渎等全国性名山大川，而诸侯只能祭祀自己领地内的地方神明。随着唐宋商品经济的发达，流官（异地为官）制度的确立，商人、士人和官吏的流动，带动了中国传统神仙信仰的大交流，越望之祭也就越来越普遍。以前秦始皇、汉武帝乃至唐高宗要去泰山封禅，都必须亲自跑到泰山上去。而在元代，北京修建了东岳庙，皇帝“足不出户”就可以祭祀泰山，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北京八大处的佛牙舍利与对外友好交流

西山八大处，位于北京市西郊西山风景区南麓，是一座历史悠久、风景宜人的佛教寺庙山地园林，素以比肩而立的三山、八刹、十二景著称，昔人赞曰：“三山如华屋，八刹如屋中古董，十二景则如屋外花园。”八大处因灵光寺、长安寺、三山庵、大悲寺、龙泉庙、香界寺、宝珠洞、证果寺等8座古寺而得名。

灵光寺，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初名龙泉寺，经辽代扩建，金代更名觉山寺，明代成化十五年（1479年）重修后被称为灵光寺。灵光寺内辽代招仙塔（俗称画像千佛塔）中曾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日下旧闻考》记载：“寺后有塔十层八楼，俗称画像千佛塔，绕塔基有铁钉龛十六座。”1900年，该塔毁于八国联军炮火，僧人在整理瓦砾时，从塔基下挖出石函，函中有沉香木盒，盒上有北汉僧人善慧手题的“释迦佛灵牙舍利”“天会七年四月廿三日”等字样和梵文经咒，匣内有舍利一枚。

北京八大处灵光寺舍利塔。张弛摄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将佛牙舍利迎入中佛协所在地北京广济寺舍利阁供养，作为镇寺之宝。1955年10月，应缅甸政府之请，佛牙舍利被送到缅甸，在当地供奉8个月。赵朴初居士撰文记录此事：1955年“十月缅甸联邦专使来华，请奉佛牙舍利周莅缅土，至则举国倾动，奔走顶礼，唯恐弗及，缅甸总统致辞于毛主席、周总理以及中国人民之深情，厚谊备致，其感谢之忱。翌年夏，礼迓归国，复徇边彊人民之请，奉以巡行云南傣族地区，至则信士追攀无闲，童耇膜拜瞻依，观喜赞叹，咸称殊胜者也。”1956年6月，佛牙舍利被恭迎归国，在云南民族地区供奉半年，盛况空前。1957年，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原招仙塔旧址重新建起灵光寺13层舍利塔，将舍利重新安放其中。1960年，恰逢八大处灵光寺塔被毁、舍利重光60年“一甲子”，时人赞曰：“宝相辉金，飞檐焕碧，庄严国土，天壤今昔，昔庚子坏，今庚子成，一坏一成，观国之兴，既睦我邻，既敦我族，利乐众生，千灯永续。”1961年6月，佛牙舍利又被迎请到锡兰（今斯里兰卡）供奉两个月。1964年6月，北京八大处灵光寺重建完工，佛教界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改革开放后，与北京八大处佛牙舍利有关的佛教文化对外交流活动更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京八大处与佛牙舍利有关的一系列对外友好交流活动，无论是规模还是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影响，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些大型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同以往的消灾祈福法会相比，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与意义，在中外友好交流、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