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南部战区海军视察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化练兵备战，加快转型建设，全面提高部队现代化水平，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党和人民所需就是军队使命任务所系，人民军队是为人民打江山、为人民保卫江山。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古语“民齐者强”来阐明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的决定性作用。

“民齐者强”语出《荀子·议兵》，下句为“民不齐者弱”，是荀子基于对战争的思考提出的军事战略。意思是民众齐心协力，军队、国家就会变得强大；民心不齐、涣散，军队、国家就会衰弱。

《荀子·议兵》记载了荀子向赵孝成王讲述治军用兵之道以及如何取得良好战争效果的军事思想，尤其是强调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荀子指出：“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认为，君主的用兵之道是使民众和自己团结一致，凡是善于使民众归附自己的人，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君主要固民之心就要做到“隆礼贵义”“好士爱民”“政令信”等。荀子沿袭了古圣先贤“有德不可敌”“仁者无敌”的思想传统，提出“以德兼人者王”，而“以力兼人者”“以富兼人者”则最终会导致国家的贫弱。

中华文化从其源头就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正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古圣先贤们看到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对国力消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无不痛心疾首，并产生出深深的反思。到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惨烈程度和破坏力都远超从前，令秉持儒家仁爱思想的荀子深感不安。通观我国古代思想家们关于战争的言论，反战皆是因为“爱人”“爱民”。因此，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浸润在和平主义、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独具民本特质的战争观。

我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战争问题实则在战场之外，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和解决政治问题的特殊手段，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也绝不仅仅是战场上武力的较量。诸多思想家极具智慧地提出，政治因素决定战争的胜负，而好的政治必须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民心的拥护。民心向背是最显要的政治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具长远性、根本性的因素。

武王伐纣以周代殷是我国古代天命政治观转向民本政治观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尚书·泰誓》中武王誓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天命归于民意，战争的合法性、合理性得到全新阐释。只要君王与百姓“一德一心”，即在德与义上得到民众的拥护，即使经济、军事力量暂时处于弱势，也能“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做到长久地安定人民。《孟子·公孙丑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即人心向背，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正义之师必胜。

《司马法》主张政治以仁为本，以义治为正，“仁见亲，义见说”，“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仁者使人亲，义者使人悦，攻打别国是为了那个国家的人民，这样的战争是可以获胜的。兵家鼻祖孙武在《孙子兵法》开篇《计篇》中提出，指导军事行动乃至国家决策，必须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道”为“五事”“七计”之首。孙子所言“道”：“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君主修明政治，通过施行仁政和关爱人民的措施顺应民心、赢得民心，使民众与自己同心同德、同生共死、不惧危险。孙膑也认为：“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到汉代，淮南王刘安继承了先秦诸子的思想，更精辟地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即“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政治决定军事，民心即是政治”的观点历经数千年历史淘洗、接受成百上千次战争检验，其真理性不断得到印证。但是，我国古代真正为了人民、有利于人民的战争却屈指可数，战争大多成了权力争夺、王朝更替的工具。到近代，民众起来救亡图存的斗争又遭到统治阶级的掣肘，人民的力量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人民的力量才成为一种历史的自觉，并被最大程度地发动起来。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初期就提出，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略论断。来自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

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需要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习近平总书记用“坚如磐石”譬喻军政军民的团结关系，提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军政军民团结是我党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等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毛泽东同志“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诗句强调，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就凝聚在军民血浓于水的亲情之中。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