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这年10月，日军分兵进攻山西，娘子关战役爆发。

1937年10月16日，中国军队在旧关东南高地与日军对峙，战况惨烈，前线伤兵源源不断，原本负责在一线搬运伤兵的部队救援不及。在此危机之时，一位深眼高鼻的老人与他的救护队冲到了第一线，为了节省人力，他们将原来四人一副担架临时改为两人一副，穿梭在纷飞的炮火中抢救受伤的战士。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的“抗战神父”雷鸣远，这年他60岁。

1901年3月，比利时神父雷鸣远在天津登上了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历史路口。他一到中国，就深切地感受到了特殊的时代气息，并开始思考和实践天主教在中国的出路。

雷鸣远先在北京河北一带传教，积极仿效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学习中国文化，阅读中国书籍，日常生活中使用中文，还学会了用毛笔写字；穿中国人的服装，按照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甚至学会抽中国人的旱烟，像一个中国人那样生活。

1906年，雷鸣远被派到天津主持教务。刚到天津的雷鸣远，将教堂悬挂的法国国旗摘下来，换上了中国旗帜。

然而，此时的天主教面临着比明末天主教更严峻的挑战。在西方列强对中国数十年的侵略蚕食之后，中国与列强的矛盾无比剧烈。此时天主教在中国的保教权已经由葡萄牙转入法国之手，法国政府视天主教为自身的势力范围，教会成为“国中之国”，在教育中国的神职人员和信徒时，往往抬高西方而贬低中国，视中华文化为落后的文化，打压中国信徒的爱国之情。雷鸣远意识到这一严重问题，他要努力把在中国的天主教变成中国天主教。

1916年，天津发生了因法国进一步扩张租界而引发市民抗议的“老西开”事件。

在“老西开”事件中，天主教会实际上成了法国殖民当局的开路先锋，他们在建教堂时与法国政府有多次接触，当时的法国领事也表示教会为他们侵占老西开地区创造条件。作为副主教的雷鸣远无法接受这种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更不能接受教会成为殖民工具。他不顾主教的禁令，公开发表演说，呼吁中国上下齐心抵制法国。雷鸣远还给法国公使写信，表示这一不合法的蛮横行为对法国、对教会都没有任何好处，希望公使出面阻止。法国公使收到信件之后，警告雷鸣远如果继续参与此事，将把他逐出老西开地区，于是教会将他降职调离天津。

雷鸣远知道，中国的天主教为殖民者所把持，中国人如果不能取得教会的自主权，那么天主教在中国就永远不能健康发展。雷鸣远强调中国教徒的爱国意识是正当的。雷鸣远指出一些很尖锐的现象，传教士们以两种尺度谈论爱国的问题，他们把中国人的爱国形容为“不自然的，喧哗的”“偏袒与激烈的”“容易使人疯狂”，把中国人爱国看作是一种“缺点”，而他们却把西方人的爱国视为“光荣”。雷鸣远强调，中国的教友同样有爱国的权利与义务，教会不但要尊重这种爱国精神，而且还要培养这种精神。但是雷鸣远也并没有幼稚地相信西方传教士真的会培养中国教徒的爱国之情，因此他提出让中国人自己当中国教会的主教。

此时离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去世已经200多年，却还没有一位中国籍主教。虽然祝圣中国籍主教的呼声不断，但是西方传教士却以中国神职人员素质低下为理由反对此事，他们还声称中国籍主教的任命会导致教会分裂。西方传教士和殖民者真正惧怕的是中国籍主教会使天主教不受自己掌控，因此他们一直抵制此事。雷鸣远反驳了他们对中国籍神职人员的消极看法，他列举了外籍主教的劣迹，还详细点名了那些品行俱优的中国籍神父。

为了突破外籍传教士对中国天主教的把持，雷鸣远提出废除保教权。拥有中国保教权的法国将天主教裹挟进自己的殖民事业，伤害了中国的信徒。雷鸣远通过在教廷传信部的友人直接与罗马教廷沟通，促使教廷展开行动，中国天主教需要自己的主教。

罗马教廷收到了雷鸣远的建议后，于1919年发布通谕，通谕几乎完全接纳了雷鸣远的建议，甚至有主教认为这个通谕就是雷鸣远信件的拉丁文译本。通谕的核心精神是要求各地推进天主教的本地化，中国籍主教任命被提上日程。已被遣返欧洲的雷鸣远推荐了数位中国籍主教人选。1926年10月28日，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罗马教廷祝圣了6位中国神父为主教，这是继罗文藻之后，中国第一次有了中国籍主教。亲眼见证这一时刻的雷鸣远，不禁热泪盈眶，久久不能止息。

1927年，雷鸣远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在人生最后十数年，他把自己献给了中国的抗战事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雷鸣远在《益世报》设立“对日舆论介绍”专栏，积极宣传抗日。雷鸣远立下遗嘱，投入到抗战前线。他响应著名天主教爱国人士马相伯的倡议，在河北安国县成立了“不忍人会”分会。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长城抗战爆发，雷鸣远率领“不忍人会”救护队，开赴前线。长城抗战结束后，他受宋哲元将军之邀，成立残废军人教养院，照顾在战争中为国致残的战士们。1935年，绥远之战爆发，雷鸣远再次成立200余人的救护队，奔赴前线。他奔波于前线后方之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救护队进行募捐，购买医药器材等物资。1937年，“七七”事变后，雷鸣远从天津回到安国，再次组建救护队，亲自带队开赴前线。由于人手不足，雷鸣远和他的救护队员直接冲到了炮火纷飞的第一线。武乡战役中，日军占领中国军队野战医院，雷鸣远利用自己的身份，将伤兵分散安置在教堂和教友家中，有的甚至藏在山洞里。

1938年，华北沦陷之后，晋冀豫边界屡遭日军炮火蹂躏，景象悲惨，在前线出生入死的雷鸣远，赢得了官兵和民众的爱戴与敬重，使天主教在国人中的印象为之一新。

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在重庆病逝。这位生在比利时、后加入中国籍的神父，以其特别的爱中国之心，直接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进程，将他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大业，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要看我的眼睛，不要看我的鼻子，要看我的心，它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心！”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