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1年，明朝万历三十九年，浙江的杭州城举行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葬礼，这场葬礼意想不到地改变了一位参与者的人生轨迹。

这是当时的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为他死去的父亲举行的葬礼，葬礼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按照天主教和中式的礼仪举办。当杨廷筠参加了这种特殊形式的丧礼后，决定皈依天主教，这时他已经54岁。这种特殊葬礼是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兴起的，4年前徐光启的父亲去世时，徐光启就与神父们一同商量，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安葬父亲。他用黑缎布置灵堂，摆上蜡烛和香料，穿上粗制的白色丧服，举行天主教的追思弥撒。

杨廷筠在受洗之后的十余年里，写有作品《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纪言》《天释明辨》，阐释天主教教理。因为不遗余力地阐扬天主教，他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同时，杨廷筠又是一位标准的儒家士大夫，进士及第，学优而仕，与当时的儒家一流学者们来往密切。首辅叶向高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东林党领袖邹元标曾经盛赞他为“好古者”，在他受洗11年之后，邹元标还推荐他出任河南按察司副使。

杨廷筠既是一位备受赞誉的天主教徒，又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士大夫。而他又不像徐光启、李之藻那样注重科学和数学知识，明确表示自己不懂这些学问，所关心的是哲学与道德伦理，认为这些都是儒学的核心内容。杨廷筠不是以西学的优点以补儒学的不足，而是在哲学和伦理层次上将天主教和儒学融会贯通，是天主教中国化深刻的理论思考者。

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杨廷筠出生于杭州仁和县，1592年中进士，随即出任江西安福县知县。杨廷筠在安福县7年，严格按照一个儒家官员的职责行事，缓收赋税、重建粮仓、救济灾荒、积极办学，这段地方从政经历使其广受赞誉，赢得了“仁侯”的称号，并得以结交当时一些重要的儒家士大夫，包括“江右四君子”之一的刘元卿、阳明再传弟子王时槐等人。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杨廷筠因出色的地方政绩调回北京，进入都察院，开始了10年的御史生涯。直到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杨廷筠转任江西副使，因为屡屡上疏论及财税弊病，得罪了高官，于是称病辞官，退居故里。

回到杭州之后，杨廷筠先后接触了佛教和天主教，并且在参加李之藻父亲的葬礼之后皈依了天主教。这段经历揭示了儒家士大夫的常见现象，在归隐山林之后，他们往往会选择某种个人信仰，在历史上通常是佛教。这是因为儒学侧重现世的公共伦理，而对个人的死和死后的问题没有太多的关注。杨廷筠在参加葬礼之后皈依天主教，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对死亡的特殊关注，他曾表示儒学对人死后的事没有论述，因此需要宗教来补充。

对死亡问题的关注是宗教的一种特殊功能，它提出了天堂、地狱等一系列构想。杨廷筠对此格外注意，在他的著作中经常谈到这些问题。他把整个世界划分为3个层次，最上层是天堂，最下层是地狱，中间是人世。他认为，天堂是天主与圣人所居，地狱是魔鬼与罪人所居，这两者的善恶是已经确定的，而人世间则是善恶未定之处，因此人需要修德，这是按照善恶、道德进行排列的宇宙秩序。杨廷筠不愿意多言天堂、地狱的具体细节，只表示世间无物可以与之比方。他以儒学的简洁特点把这些问题的内在精神原则提炼出来，使这些复杂的宗教问题简单化，这个原则就是道德。天堂、地狱、人间3个层次是依照儒学的天、地、人古典秩序进行划分的，其中打通三者的关键是道德，人的可上可下正是因为其在道德上的不确定性。

在江西任职时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的杨廷筠，对人性的理解是心学加上天主教内容的，它既是人内在的道德良知，又是外在所赋予的。这为内在良知找到了一个客观普遍的稳固根基。这虽然是一种天主教式的人性观，但杨廷筠却是以一种儒家的理解方式，将其视为一种道德良知，而且同利玛窦一样，把作为灵魂源头的天主，看作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这种思想上的结合是一种融会贯通，彼此从这种融合中获得了理论上的更新。

人性理论上成功的融会贯通，定然表现在人的行为层面，为历史和礼仪层面的融合提供基础，而这正是天主教中国化更为关键的地方。

对于杨廷筠来说，天主所赋予的灵魂是光明和善的，一切道德上完美的圣人就是人性善与光明的体现。正是以道德为普遍标准，杨廷筠跨越了具体宗教和历史的限制，达到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圣人融会境界，把尧、舜、文、武、周公、孔、孟都纳入了圣人行列；反过来，夸奖那些优秀的传教士时，说他们具有汉代之前儒者的风范。天主教不是产生在中国，耶稣也不是生在中国，中国人有自己的道德圣贤和教导，如果不能将天主教信仰与中国历史的圣贤传统融会贯通，那么信仰天主教的中国人就难免要否认传统的圣贤和他们的教导，这样将在中国社会制造巨大的断裂与隔膜。杨廷筠以自己的人性观念为基础，在天主教中确立了中国历代圣贤的位置。

此后，杨廷筠更进一步将儒家的神灵体系、祭祀礼仪与天主教的教义礼仪融会贯通。神灵、祖先和圣贤祭祀，儒家以之成功地将社会整合成一个共同体。杨廷筠深知祭祀对中国传统的重要性，当时的天主教也并不禁止祭祀祖先和圣贤，关键是对于天主教来说，百神祭祀很容易被视为偶像崇拜，而对于儒家来说，不祭祀百神违背崇功报德的精神。杨廷筠把这些百神都纳入天主教之中，把天主视为创造这些百神的最高统治者。百神就是各种天使，掌管守护万物都有功劳，因此应该祭祀。但是，他表示由于神明太多无法全部祭祀，天主教主张只祭祀天主，因为天主为百神之主，祭祀天主就是包含了祭祀百神。通过这种内在的调和，杨廷筠将原本不在一个体系内的似乎冲突的祭祀仪式融会在一起，从而化解礼仪差别可能引起的矛盾冲突，使天主教能在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落地存身。

从理论观念到具体仪式，杨廷筠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这不但是出于其杰出的理论综合能力，还在于其致力于拉近与维护双方关系的宽广开放的胸怀。他告诉利玛窦的后继者龙华民，对经典的解释有很多种；他甚至在龙华民面前赞扬佛教的天堂、地狱观念，这或许是为了帮助传教士对佛教的认知。当龙华民与礼部右侍郎钱象坤就孔子和耶稣的问题可能发生争执时，杨廷筠要求龙华民忍耐。他告诉传教士们，解释事物要看两面，才能顾及到争论的双方，才能满足和争取众人。杨廷筠显然深知可能存在的冲突，因此极力想要在各个层面弥合双方的分歧。

从理论观点到日常生活，极为慎思熟虑的杨廷筠都在努力拉近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距离，作为一个皈依天主教的儒家士大夫，他总是尽力顾及到双方。他为父母举行的葬礼就是著名的例子。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陈继儒称赞他的做法：“匍匐治丧，有紫阳家法”；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等人赞扬他：“依圣教隆重之礼，尊严具备，不与俗同”。而他自己则拿出朱熹《家礼》以为依据，表明是在遵从先儒的思想理念。从一场葬礼开始皈依的杨廷筠，在另一场葬礼上展现了他融合的精神。杨廷筠的理论和实践，为天主教中国化提供了借鉴。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