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有一个有趣的称谓——杏林，医生医术高明被称为“杏林圣手”，医者宅心仁厚被称为“杏林春暖”，中医学界的人士则以“杏林中人”为荣。杏林文化自晋代发源以来，传承发扬已近两千年，其开宗者就是著名的晋代医药学家葛洪。

葛洪出身江南名门，祖父、父亲都曾在东吴官居要职。他从小就刻苦好学，年轻时相信仙道学说，拜名师学道。葛洪性情清淡寡欲，“诽来不戚，誉至不喜”，故自号抱朴子，得《道德经》“见素抱朴”之意。曾于太安年间（302年-303年）担任将兵都尉，在平定农民起义时立下战功，年仅21岁。葛洪不恋功名，将时间和精力用在博览群书、精研道儒理论和医药、进行炼丹实践上，并在医学、天文、军事兵法方面著述宏富。“杏林”的典故即出自葛洪的著作《神仙传》。

《神仙传》汇集了葛洪采撷的84位仙人的奇闻异事。其中一篇《董奉》讲述的是闽籍道医董奉起死回生的神奇故事：交州刺史杜燮中毒病死已经三日，董奉从外地赶来，将三粒药丸放入死者口中，让人把死者的头抬起来摇动着让药丸消化，结果只半天时间，杜燮就能坐起来，四天后就能说话了。董奉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为人治病不收取钱物，只让重病患者治愈后种杏树五株，病情轻的种一株。数年后，十万余株杏树蔚然成林，郁郁葱葱。杏子成熟后有想买的，只需用一瓢谷米换一瓢杏即可。董奉用谷米救济那些穷苦百姓和有需要的人，一时传为佳话。由此，“杏林”成为中医的代名词，“杏林春暖”成为对高尚医德的赞扬。葛洪还用“虎守杏林”这一故事构建公义、公平的道德社会。

《神仙传》中还有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悬壶济世”，讲述行医者费长房治病救人的高妙医术。该故事被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的《后汉书·方术列传》收入，传播愈加广远。直到今天，有的药店门口仍悬挂葫芦作为标志，有的医院悬挂“悬壶济世”的匾额，象征用医术普救众生的医者仁心。

葛洪所在的魏晋时期，社会上谈仙论道风气颇盛，人们对神仙是否可得不死、神仙是否可学以及如何成仙的问题十分热衷，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向秀以及名士何晏、郭象等都是当时的代表性人物。葛洪认为凡人可以通过学仙修道而长生不死，向宿命论提出有力的挑战，他深信“我命在我不在天”（《抱朴子内篇》），即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必外求。这一信念肯定现世人生的价值，蕴含着强烈的生命自主精神，勇敢的生命超越思想，是道教重要教义之一，显示了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独特气质，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秉持这种贵人重生、人道自己的思想，葛洪积极探索各种养生、延生方法，从事炼丹、医药研究的实践活动。“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葛洪认为，长生成仙最重要的是金丹大药。金丹大药不同于草木之药，后者可除疾病，但不能排除外来的灾祸，只有服食金丹大药，才能使百邪不近身，而得长生。这说明葛洪的丹鼎道术内外兼顾，对内修炼“形神，使延命愈疾”，对外攘除“邪恶，使祸害不干”。他炼制的丹药中以“金液还丹”为上品。葛洪将“金可作”与“世可度”联系在一起，认为金具有百炼不消、不会腐朽的特性，若服食金丹，就会使人体传染到金不朽的性质，即“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这是中国人吃什么补什么朴素观念的反映，是古人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方法，即所谓类比思维。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当时贵族社会中服食丹药可谓蔚然成风。书法家王羲之、针灸鼻祖皇甫谧、北齐显祖高洋及许多名士都是道教服食丹药养生益寿的追随者。

现代科学技术昌明，从今人眼光来看，烧炼长生不老的神丹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炼丹的过程却包含着丰富的化学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葛洪发现了化学反应的可逆性。比如通过加热丹砂（即硫化汞）可以炼出水银，而水银和硫磺化合，又能变成丹砂。他在《抱朴子内篇·金丹》有记录：“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葛洪当时还注意到雌黄（三硫化二砷）和雄黄（五硫化二砷）加热后成为结晶的现象。炼丹术还促进了火药的发明和应用。客观上看，炼丹术使人们积累了对自然物质世界的认识经验，丰富了化学知识，可以说，炼丹术是近代实验化学的先驱。葛洪系统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介绍古代的丹经、丹法，对一些炼丹方法、配料和过程加以具体记录，为人们提供了珍贵的原始实验化学的资料。杜甫也因之留有“未就丹砂愧葛洪”（《赠李白》）的诗句。

金丹虽是长生仙方，但炼丹成本昂贵，普通人只能望而却步，而且金丹不能速成，所以葛洪还提倡一些切实可行的道术和养生方法，如导引、行气、宝精、饮食有度、控制情绪、清心寡欲等，以帮助人们祛祸避害、增寿延年。其中，导引就是模仿鹤、龟、虎、蛇等动物的动作，活动、调理人的筋骨。华佗的“五禽戏”就是根据古人的导引术，通过观察禽兽的活动姿态，模仿虎、鹿、熊、猿、鸟等动物形象及其动作编创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

葛洪在医药学上的努力和成就引人注目。中国自古就有“十道九医”的说法，道教与医学有着很深的渊源，所谓“凡学仙者，皆当知医”。陶弘景、张仲景、华佗、孙思邈、张伯端、李时珍等都是道士兼医者。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认为修道者应兼修医术，否则一旦自己患病，便无法治疗，不仅不能长生成仙，甚至有性命之忧。葛洪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徐、豫、荆、襄、江、广诸州之间，所到之处，对各地的药用植物的产地、形态特征、生长习性、入药部分及治疗效果等深入探究，并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其中的一些药物如枸杞、菊花、茯苓等，至今仍是人们常用的养生药物。他记录的药物知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作用。葛洪还指出一药多名和多药一名的问题，这在中医药界确实应该重视，不然将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将葛洪誉为“道家中最伟大的博物学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确是中肯的评价。

葛洪的医学、药物学研究成果主要保存于《抱朴子内篇》《肘后备急方》中。其中《肘后备急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书中收集了大量急救医疗的药方和简要灸法，许多验方至今有效，非常实用，就像书名所表示的一样，是应当放在肘后（即带在身边）以备急用的书。2015年，我国药学家屠呦呦凭借其创制新型抗疟药即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这一使全球上亿人受益的新药的研制就受到《肘后备急方》的启发。葛洪在书中的《治寒热诸疟方》写道：“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大意为取一把青蒿放在二升常温的水中浸泡，然后取出来，拧出汁液服用。屠呦呦从这里记录的青蒿以及浸泡（即低温萃取）方式获得了灵感。

作为出身官宦世家、有仕宦经历的学者，葛洪重视养生的同时也重视治国。在他而言，治身与治国是一致的。因为葛洪认为，身与国是相通的，两者有共同的原则，即都遵循“道”。葛洪主张儒道合一，声明他的仙道不违背儒家的忠孝伦常，称“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不忠不孝，罪之大恶”。葛洪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联系，作恶多端的人不能长寿，更不可能长生。在葛洪的思想体系中，无论儒家道家，都要讲求仁、善、忠、信，就像“杏林春暖”和“悬壶济世”所体现的道德精神一样。

作为一个儒道兼修的思想家，葛洪深深扎根于生活和社会的土壤，对世情、对人性有非常透彻的洞察。他说“盛阳不能荣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抱朴子内篇·金丹》），是对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深化。葛洪有许多至理名言，如“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志坚者，功名之柱也。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安贫者以无财为富，甘卑者以不仕为荣”“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　”“先择而后交，不先交而后择”等，充满睿智的哲理，富于启迪，令人茅塞顿开。

东晋咸和二年（327年），葛洪听说交趾出产丹砂，遂请求出任勾漏（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县令。途经广州时，遇刺史邓岳挽留，便入罗浮山隐居炼丹，著书立说。葛洪81岁仙逝，世称小仙翁。后人在葛洪结庐修炼的地方修建了著名道观冲虚古观，罗浮山因此成为岭南道教第一圣地，葛洪至今广受岭南民众的崇拜和祭祀。“葛洪药”“葛洪药膏”，今天一些中药甚至医药公司直接以“葛洪”命名，足见葛洪对我国中医药传统文化影响之深远。服务社会，与儒相融，葛洪可称道教中国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瞭望新时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