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4日以来的俄乌危机映射出国际安全的失控、大国关系的失调、国际秩序的失序和全球治理的失衡。新冠疫情仍在蔓延，俄乌危机是全球治理危机的又一表现，如何重建国家间对话与调节机制，保障国际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

一、全球治理机制亟待重塑

本次俄乌危机是大国间对话失效与全球治理协商平台缺失的集中表现，在危机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分别提高军备状态、采取制裁与反制措施、互相关闭领空。问题涉及全球治理中安全治理、经济治理、网络治理、航空空间治理乃至外空治理等多个领域。

首先，世界“多极化”离心力更强。在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的不同大国选择了构建平行的金融、网络等体系作为应对外部冲击的手段，这使得“多极化”的离心力变得更强。本次俄乌危机中，俄罗斯应对制裁所使用的本土银行间报文系统——俄罗斯银行金融信息系统（Financial messaging system of the Bank of Russia，SPFS），就是俄罗斯在美国金融规则之外打造与SWIFT平行的金融体系的尝试。俄罗斯几年前就开始打造、测试脱离全球互联网的内部局域网“Runet”，也是使俄罗斯互联网基础设施逐步摆脱对境外网络的依赖、建立平行体系的尝试。这些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发展趋势对于世界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本次俄乌危机中美欧对俄的制裁说明，美国拥有的美元霸权和科技实力仍在继续发挥影响力。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作为旧规则的制定者，美国“规锁”其他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仍然很多。

其次，全球治理体系瓦解程度加深，但重构动力不足，俄乌危机导致的美欧对俄制裁使俄罗斯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降低，高排他性的少边主义如果继续盛行，将不利于全球治理效率的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瓦解和区域化合作模式的加强是一个长期过程，过去在经济层面表现为WTO改革受阻、《美墨加协议》签订、美国“退群”、RCEP的签署和各国产业链的转移，政治与军事层面则表现为“奥库斯”(AUKUS)美英澳安全联盟的成立，2021年突厥国家联盟的建立等。目前，新冠疫情还未结束，俄乌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未来其表现形式也将更为多样。与此同时，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下降，并在某种程度上从协调治理平台变为国家间博弈平台。例如，本次俄乌危机中，美国驱逐了一名俄罗斯籍联合国工作人员，并通知了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称12名俄罗斯代表团外交人员被列为“不受欢迎人员”，并要求他们在3月7日前离开美国。

再次，大国竞合模式再遇挑战。处理现代国家关系的难点来源于高度全球化下国家间竞争、对抗与合作三种关系交织混合的复杂性。中短期内，俄乌危机改变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国家关系中竞争、对抗与合作三个版块的比例。本次俄乌危机中的经济制裁、科技制裁、文化及人才交流限制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间合作版块的大幅收缩，而收缩的部分将被转移至对抗版块，竞争版块大概率将维持现状。以军事竞争为主的俄美竞争虽不可与美苏冷战期间相提并论，但竞争进程实际上从未中止，碍于经济实力与军费投入的上限，军事竞争大概率会保持现有烈度，而以欧亚大陆地缘对抗为主的俄美对抗烈度可能进一步提升，安全感的削弱和信任度的降低会使双方对地缘问题更为敏感。

二、制裁战加速逆全球化进程

继英国脱欧、2014年美欧对俄制裁、特朗普“退出”外交、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后，本轮俄乌危机中的美欧对俄制裁及俄方反制裁成为加速逆全球化的新因素。

西方国家长期以“经济+科技+军事”作为国家实力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本次美欧对俄的制裁也延续了这一思路。在经济方面既包括对相关官员、政治人物、商业经营和企业家的制裁，也包括对企业和组织的制裁。制裁手段包括海外银行账户与资产冻结，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军事与金融行业的120余家实体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的金融制裁清单SDN当中。此外，俄联邦储蓄银行、俄罗斯外贸银行、外经银行等部分银行被移出SWIFT系统，制裁措施还包括切断俄罗斯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渠道，停止对“北溪-2”的评审程序等。在科技方面则全面限制俄出口高科技产品，其中包括电子类、激光类、传感器类等对俄有重要影响的产品。俄罗斯也采取了对美国、英国、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等国航班关闭领空，禁止向美国出口火箭发动机，封锁推特、脸书等反制措施。

三、全球军事安全治理重回焦点

俄乌局势升级使得传统军事安全重回焦点，一系列事件使国际社会视野重新回到传统军事安全问题与核战争问题。

继2019年8月美国正式宣布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后，俄罗斯也退出该条约。《中导条约》是两极对峙国际格局背景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达成的第一个重大核裁军与军备控制协定，并对于化解美苏矛盾以及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危险对抗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条约的终止反映出两国安全战略稳定观与战术核武器发展方向的不一致，为此后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也映射出当今大国安全协调平台的缺失。全球军事安全治理要取得成果，各方必须协力找到能够支撑平衡与稳定的新支柱。对此，中国外交部也表示，“中方主张应彻底摈弃冷战思维，通过对话谈判，最终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

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重要性与日俱增

信息战、舆论战是本次俄乌危机的重要特点之一，假信息制造与传播方式多样、假信息仿真度显著提高。第三国面对此类信息陷阱，极难判断。虚假视频内容、虚假图片、虚假字幕层出迭见，包括一些虚假信息从外网流入我国。此类假信息被加上字幕或配文，成为信息战素材，案例不胜枚举。除此之外，还有不同国家分别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网络攻击和断网等现象。

信息战、舆论战暴露了网络空间的治理规则真空，与传统战争不同，信息战、舆论战难以通过停战协定等传统手段阻断，可能长期迁延并对一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全球公域的新兴领域，全球网络空间缺乏公认的、成熟的法律和法规，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容易萌生制度非中性问题。未来在网络规则塑造方面，即使制定规则，发达国家也往往具有发展中国家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如何保障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话语权？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本次俄乌危机中的信息战问题体现的是全球网络治理领域的无序现象，而这也必然成为全球治理中较为棘手的长期问题。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