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是西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国，不论从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史来看，还是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处的位置来讲，楼兰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楼兰又是西域诸王国中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彻底消失的一个西域大国。对于今天的学术界，特别是关注生态环境对人类影响问题的考古、地理、环境、历史、气候等多个学科的学者，楼兰都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问题，引发国内外诸多学者多年来努力钻研，使楼兰成为一个国际上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

现代意义的楼兰研究，应当起始于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对楼兰的考古发掘。1903年，他的纪实性行记的英文本《中亚与西藏》出版；随后在1904至1907年间，他又编写了八卷本的《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引发了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对楼兰和罗布泊的兴趣。1906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奔赴楼兰，赶在他推测的其他探险队到来之前，系统调查、发掘了楼兰地区大部分城址和墓葬。1912年，他先出版了两卷本的个人旅行记《沙埋契丹废址记》；然后在1921年，又出版了五卷本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其实，楼兰的宝藏哪里可能尽入斯坦因囊中。他走后不久的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发掘楼兰古城，获得证明海头与楼兰所在的“李柏文书”。1914年斯坦因再度到此，又有所获。到1927至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中方队员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掘得汉代木简，瑞方队员贝格曼在小河遗址发掘了史前人墓地，都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此后，楼兰的考古发掘一度中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成为核试验基地，包括楼兰城在内的许多地区，一度被列为军事禁区，普通人不得入内。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楼兰真正具有发言权的学者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学者都没有身临其境，即使是到过楼兰，也很少有人能够动土发掘。1980年，幸运之神落在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侯灿先生头上，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NHK提出要进入楼兰拍摄丝绸之路，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批准。经过一番勘察之后，当年4月，侯灿率领一支考古队进入楼兰，对楼兰及其附近遗址作了正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由此，他成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后第一位从事楼兰考古的新疆考古工作者，而且他所主持的楼兰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文物和文献材料，填补了我国考古工作的某些空白，使得我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并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

抖掉身上的沙土，回到乌鲁木齐的侯灿先生笔耕不辍，到1987年3月，就完成了《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这是他所主持的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正式报告，对于调查发掘经过、考古发掘所得文物，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并对照前人发掘的同类物品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图文并茂，还有大量线描图和数据统计表，体现了一个科班考古出身的研究者的学术素养。这本书可以说是新时代考古研究的重要成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出版，而侯灿先生也于2016年6月去世，成为终身遗憾。

侯灿先生的另一重要学术领域是吐鲁番文书和墓志研究，利用这两类资料，对高昌国的官职、年号等作过精深研究。1985年我毕业后协助北大诸位先生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曾受命与他联系，就其来稿《解放后新出土吐鲁番墓志录》往复商议。以后有机会去新疆，或侯灿先生来京，得以拜见问学。1990年，侯灿先生出版《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执以相赠，奖掖后学。

1998年侯灿先生退休后移居成都，仍然心系新疆考古，先后整理出版《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三卷（1999年11月）、《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两册（2003年4月）。今天我们又乐见其《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出版，值得庆贺。（作者：荣新江，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