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西藏佛学院院长、三级学衔教材编委会主任珠康·土登克珠（右）、编委会副主任仁青安杰为即将投入试用的三级学衔教材揭幕

藏传佛教学衔等级分为禅然巴（初级）、智然巴（中级）、拓然巴（高级）三种。“三级学衔”教材体系是建立和完善三级学衔制度的重要一环，藏传佛教三级学衔教材编写工作，对于提高学僧宗教学识和品行，提高讲、辩、著综合水平和阐释藏传佛教教义教规的能力，提高藏传佛教寺庙的管理能力和服务信教群众的水平，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藏传佛教代表人士培养工作，先后投资扩建八所佛学院，并下拨专项资金专门支持高级佛学院领衔编写藏传佛教三级学衔教材。

图为编纂完成的书籍

一线调研贯穿教材编写工作始终

高级佛学院组建三级学衔教材编写办公室以来，先后赴首都十余所高校、科研单位以及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五省区佛学院、各地佛协组织，进行深入调研，走访各教派20余座具有代表性的寺庙，广泛交流，深入了解，掌握当前藏传佛教学经领域的真实情况，掌握学经僧人学修的需求和愿望，初步确立了编写教材体系的基本思路。

例如，在专业课系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以尊重传统、注重实效、适应时代为遵循，结合藏传佛教实际，对各教派学经体系完备的寺庙进行调研，并与各教派代表性经师共同确定五部大论《根本颂》（因明、般若、中观、俱舍、戒律）和各教派教材目录，经征求各方意见，最终形成权威版本和目录。

借助外力，凝聚各方形成合力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高级佛学院通过召开各类交流会，与西藏和四省藏区形成合力，稳步推进。例如，与西藏和四省藏区共同研究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宪法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三部初中高基本教材和《时政教育读本》系列丛书。再如，在公共课“3+1”基本教材的编写上，与五省区佛学院共同推进，由50余位教学一线、了解藏传佛教、实践成果丰硕的专家学者参与编写、评审全过程。对每部教材，从拟定提纲、初稿、终稿、修订稿、审定等5个环节，严格把关，并请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参与指导。目前已形成通俗易懂、重点突出、图文并茂的三级学衔公共课试用教材。

同时，充分借助外力参与教材编写。如，先后委托西藏自治区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联合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等相关科研人员参与编写部分教材。

扎实推进，确保教材权威性、引领性

自2016年始，在专业课系列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严格按照《五部大论教材选编办法》，分别与甘肃拉卜楞寺，西藏色拉寺、哲蚌寺、萨迦寺、鲁普寺，青海苏莽寺，四川藏洼寺、竹钦寺民管会签订合作协议，委托知名经师牵头开展选编、校对、评审等工作。承担选编工作任务的八座寺庙相继成立了母本、选编、录入、校对等实施小组，先后有400余名经师参与，最终完成五部大论教材共135本、约7000万字。

藏传佛教各教派注重“讲授传承”（赤晋），此次高级佛学院编写的三级学衔专业课五部大论教材，经过各教派权威格西、堪布选编、充实，精准筛选各教派论著注释，主要以国内历代权威学者的名著为重点，一方面突出教材的本土化，体现了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另一方面凝聚了寺庙与佛学院的力量，确保学经传承领域的纯洁、和顺和健康，赢得了寺庙僧人和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

现已正式出版的格鲁派郭莽教材，共22本。教材选编期间，编委会先后四次赴拉卜楞寺，与僧众深度对接融合，充分调动僧人的积极性，精心做好教材编写与校对工作。拉卜楞寺100余名高僧参与校对10余次，与多种版本核实比较，每字每句反复推敲甄别，针对疑题难题，专门请资深格西把关，并与社会专家共同研究，反复论证，最终达到出版要求，赢得了寺庙高僧的普遍认可。郭莽教材的成功出版，对其它寺庙教材选编起到了表率，对后期推进有关工作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图为编委会成员合影留念

据介绍，下一步，编写委员会将与各地进一步加强交流，在教材试用过程中，不断提高教材的适用性。同时，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教育的优越性，推进各科教材电子数字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