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儒家对道教、佛教经过宋明新儒家的整合，实现了“三教合一”，形成了宋明理学这一儒学的新形态，以儒为主、道佛辅助，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

那么，在历史上，为什么会形成以儒为主的宗教文化传统？

第一，儒家由孔子创立，他的思想学说集中国上古文化的大成，在世时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他的思想超越时空，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经过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儒家学说日益兴盛。之后，儒家学说上升到官学的地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尊崇。到宋明理学，更是经过许多大儒的持续努力，构建了庞大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存在于“四书五经”之中。“五经”主要是由孔子依据古代文化典籍编纂而成，是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文明成果，是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

历史上，儒家在中华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主编的《中国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就这个问题谈了4点：一、儒家崇尚“仁政”，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客观上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安定太平。二、儒家提倡“和”的精神，贴近人情，容易为一般百姓接受，既不像法家学说那样强硬，又不像道家学说那样去远，便于推行道德教化。三、儒家中庸学说适宜于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中国人传统心理上更容易认同。四、儒家“大一统”理论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有利于我国2000多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儒家的思想学说体系、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科技、医药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主导地位。

第二，儒家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念，如以人为本、仁者爱人、贵和尚中、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庸之道、忠恕之道等，使儒家在历史上能够与外来的各种思想文化顺利地交流融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可以包容土生土长的、外来的各种文化成分，心胸开阔、兼收并蓄，百川归海、不择细流。儒学又在漫长、复杂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中起着一种整合作用，与时俱进，满足社会的要求，不断更新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的独特形态。

在中国文化史上，相辅相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既多元又一体的文化体系，使得中国宗教文化中极端的偏见、狂热很罕见，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激烈的宗教冲突和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各种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后，与其他宗教相互尊重、彼此共存、不断融合，使中国成为世界各种宗教的“大熔炉”。

第三，儒家有宗教性和宗教维度，特别是祭祀礼仪。这就使儒家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发挥教育和教化功能外，也发挥了类似宗教的功能。历史上，儒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儒生、士大夫的精神信仰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信仰层面可以应对多元宗教，进行对话交流。儒家在传统上就是一个“大教”，它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体，包括教育、教化和宗教层面，能够与其他宗教和而不同、和谐相处。

儒教文化圆融，历史上三教合流，有儒家式道教徒、儒家式佛教徒。当今世界，如美国也有儒家基督徒；在东南亚，已经有儒家式伊斯兰教徒，儒家式印度教徒等。这充分说明儒学可以与不同宗教交融。

第四，儒家不是典型的宗教，本质上是因为其人文理性精神。儒家以人文理性为主，具有复合形态，不同于其他单一的宗教与世俗哲学、伦理，形成“圆教”。反映在中华文化中，就是在对待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重人轻神。人们把人事看得比鬼神重要，宗教活动大都是围绕人的活动而展开的。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宗教家因此对宗教比较理性，他们更加关心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

尽管在中华文化历史中，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一直存在且呈现多样化，但却一直未能形成充分发育、一元独大的宗教。外来宗教到了中国后会理性化、人文化，否则它就难以在中国立足、生存和发展。外来宗教在儒家人文精神的涵化下，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民间大儒段正元曾经说：“三教之外有耶回，合为五教，如天之有五行。”“愚见以为三教，五教，以及万教，皆因时、因地、因人而立。教有大小之别，而其道则一。”（《日行记录》）他比喻“五教”为“五行”，五教乃至万教，是教异而道同。

今天，在多元文化视野下，儒家的现代性转换仍然可以从其悠久的历史传统、博大精深的内容和开放圆融的精神中吸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未来：面对多元宗教，立足传统、和合五教，促进人类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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