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4卷9册共计1491万字的《中华大典·数学典》，历经十余年编纂后出版。这是中国数学史研究成果的结晶。任继愈先生对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有着不一般的执着。“他晚年要做3部大书，一部《中华大藏经》，一部《中华大典》，还有一部是国图敦煌遗书的全编。”7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召开任继愈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纪念任继愈先生逝世10周年，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在发言中说。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者

《中华大典》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集成之作，是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中华大典》是全国19家古籍出版社创意的。1989年，当时的巴蜀出版社社长段文桂请任继愈先生担任《中华大典》的主编。

“我认为这个工作是我们国家需要的，我们中华文化需要的。”1992年，76岁的任继愈先生担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

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他虽已年过古稀，仍率领着编纂队伍，在国家图书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内，进行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

《中华大藏经》《敦煌遗书》等典籍的整理工作也在这里进行。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承载着继承并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使命。

任继愈先生倡导开设了文津讲坛。文津讲坛继承“保国粹而惠士林”的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旨在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彰显和培育“爱国至尊”“爱国至贵”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增强民族凝聚力。

如今，每逢双休日，德高望重、岳峙渊渟的学界前辈，或风华正茂、学术精进的学术中坚，在文津讲坛上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研究的菁华。

在任继愈先生看来，“不管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应该对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这样才能知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优秀，真理本身是多么朴素可爱。”

2001年，任继愈先生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之长城篇”形象代言人，广告文案由他亲自审定。他的一句“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共同的责任”，震撼着炎黄子孙的心。

创办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宗教研究事业的奠基人。

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所55周年。建所之初，世界宗教研究所仅有3个研究室。时至今日，该所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齐全的宗教学研究机构，研究领域除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还包括犹太教、印度教、民间宗教、少数民族宗教、原始宗教及新兴宗教等，涵盖了世界宗教各研究领域。学科门类涉及宗教史学、宗教与哲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比较宗教学、宗教文化与艺术等。

“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长浸润着任继愈先生毕生的心血。正是因为坚持贯彻任继愈先生确定的治所方针，世界宗教研究所才得以不断前进。” 该所所长郑晓筠说。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席与任继愈先生进行了一次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当毛泽东主席听说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大学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搞佛教研究后，便称他是“凤毛麟角”，并对他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1964年，任继愈先生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

任继愈先生明确提出“积累资料，培养人才”的方针，为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研究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任继愈先生主持下，世界宗教研究所筹建了图书资料室，在接收燕京协和神学院图书的基础上，大量搜集、购买宗教类书籍，订阅新出的宗教类杂志，遂形成外文资料丰富、新老图书齐全的颇具规模的宗教研究资料库，当时在国内独此一家。”知名宗教领域研究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于1966年4月加入世界宗教研究所，他对此仍记忆犹新，“任继愈先生多方调集人才，五湖四海，不拘一格。”

对于无法调入北京的人才，任继愈先生努力支持他们在当地创办宗教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主任李建欣说，在任继愈先生的推动下，世界宗教研究所曾在四川、云南、西藏设立研究工作站，至今仍然富有现实意义。

1980年，任继愈先生找到进入宗教所工作不久的韩秉方，亲自为他设计学术研究方向。“任先生从美国讲学归来后，有一天把我找到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说：‘对世界各大宗教，如佛、道、耶、回、儒等，我们宗教所都有专门学者在研究。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的民间宗教却无专人研究。你是北大学历史的，我看了你的毕业论文，认为你能把这项任务担当起来。’他老人家决定了我的学术研究方向，决定了我终生从事的事业。”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韩秉方回忆说。

此后，民间宗教研究登堂入室，进入中国宗教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和组织体系，填补了学术空白。

“他要求学生刻苦读书学习，深入思考，系统地积累知识，做到厚积薄发，希望他们不要匆匆忙忙写文章、发表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回忆说，“当得知研究生有经济困难时，他总是自己解囊给予帮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今，曾在任继愈先生指导下的学生，大都做出卓越成绩，成为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业务骨干或带头人。“任先生在改革开放后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培养了一支拥有深厚理论素养和广博业务知识的宗教研究工作者队伍。” 杨曾文说。

提出“儒教是教”说

1978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先生首次提出“儒教是教”说。此后，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儒教研究室。

1980年，任继愈先生先后发表《儒家和儒教》《论儒教的形成》两篇文章，阐明儒教的性质、教义、神灵、组织结构以及发展阶段，作出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说，“儒教是教”说深化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宗教性”的研究。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在《天人之际：任继愈学术思想精粹》编后记中说，“这个视角将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更为正确、更接近它的本貌，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现象也将迎刃而解。”

“任先生当时提出‘儒教是教’说的时候，是非常有现实针对性的，本意是为了启发理论界和他一同反思封建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网络中心主任、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新鹰说，“‘儒教是教’说给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研究垂范，其意义早就超出了任先生的初衷，对于中国宗教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认为，“任先生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提出‘儒教是教’说，在当时引起了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事实上促成了当代儒教学科的成立，在儒教思想史上有其不容忽视的意义。”

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奠基人

“任先生强调宗教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记得他在所里传达过毛泽东主席与他谈话的部分内容。其中有这样的话，大意是：研究宗教非外行不行，宗教徒对宗教有了信仰，就拜倒在宗教脚下，不能对宗教作客观的分析。”牟钟鉴说，任继愈先生强调的是：只有跳出宗教，才能研究宗教，信仰主义无法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宗教。

新中国成立后，任继愈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地位。1955年至1962年，任继愈先生发表《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文章，后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志远认为，“这些文章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其视野之广阔，分析之深刻，为开辟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出色的范例，不仅得到毛泽东主席‘凤毛麟角’的赞誉，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成为中央决定设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嚆矢。”

“他用马克思主义、用无神论的观点来研究神学，所写著作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任先生写的《隋唐佛教思想论集》，日本学者说，我们有这么多人研究佛教，有这么长的研究历史，但是没有像任先生这样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魏道儒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辞典》，宗教界也接受。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观点研究出来的成果，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它是真正地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宗教现象的本来面目，揭示宗教发展规律。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宗教发展的历史，就是“用历史说明宗教，而不是用宗教说明历史”。杨曾文说，“任先生告诉我们，撰写中国佛教史要始终做到将佛教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考察佛教与当时的朝廷、统治阶级、各个时代的制度与思想文化，与儒家、道家等学派或宗教的关系，对佛教人物、宗派作出客观公正的介绍和评价。”

“任先生关心宗教研究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无神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金宜久说，任继愈先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各种宗教的产生、发展及其走向灭亡的规律的科学。宗教学既要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现状、教派、教义、经典以及宗教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也要研究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以及无产阶级对待宗教的政策等方面。

本世纪初直到逝世前夕，任继愈先生为重建科学无神论学科多次抱病奔走。张新鹰说：“这是任先生敏锐觉察到神秘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对人民利益和社会安定造成了严重威胁，他自忖有义务为国家寻找应对这些挑战的战略策略思路，特别是要下大力气培养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摆脱蒙昧主义的侵扰。这些事实，处处印证了任先生作为一位学术大家的高度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更表现了他的道义风骨和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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