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春节档总票房在年初六就已超越去年的同时段票房。在这个以喜剧为底色的电影档期，张艺谋导演的主旋律电影《第二十条》以不一样的姿态参与到春节档的竞争中，它以看似喜剧的底色阐释了严肃的“法制主题”，呈现了当下基层中国法制工作中充满复杂性的面向，并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普法宣传。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第二十条》以检察院的视角对过去法制工作中，就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的定罪量刑问题做出了一次严肃的“回顾”与“纠偏”。这在近十年来主旋律电影的主题表达上是少见的。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其功能在于对主流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在《第二十条》中也包括了对法制观念与具体法条构成要件的普及，并完成了“法制主题”的表达。以下将从不同方面，分析《第二十条》是如何将“法制主题”进行艺术化表达。

在立意上，《第二十条》聚焦于法制意识与“正当防卫”法律条文的发展历程。《第二十条》在立意上的法制意识体现在以下两处：角色层面的“抗争意识”以及主题上的“自纠意识”。

电影角色的“抗争意识”在剧作中起到一种推动作用，是人物为实现目标的心理动力之一。影片中的吕玲玲被塑造为一位具有“抗争意识”的女检察官，她据理力争，坚持原则，面对领导的指责依旧坚持自己严谨的办案态度，最终作为关键证据的刀被找到，戏剧悬念也得以落下。而本片的另一角色韩明作为公检法人员，在过去判例都将案件视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的情形下，勇敢地表达对案件性质属于“正当防卫”的观点，既完成了人物弧光的塑造，又通过人物弧光进一步深化主题立意：面对不合理的情况，要勇于指出问题，勇敢地去解决它。这一浅显的道理一方面通过人物转变呈现了出来。另一方面，戏里戏外无数的例证已经告诉大家这条路的不易。但正是有了吕玲玲与韩明这样的检察官存在，中国法制的进步方有可能，再多的“不易”背后也透露着人性与法制的光辉。

主题上的“自纠意识”实际上也是最高检层面的“自纠意识”，具体体现在对“正当防卫”法律条文错误适用历程的回顾与纠偏。《第二十条》呈现了过去在定罪与量刑上的不合理之处，并在最后交代了相关的法制进步。早在2009年“邓玉娇案”就引起了一次对“第二十条”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但这并没有改变司法机关对第二十条的理解与适用。而在影片中也有对这些错误的呈现，如韩明与吕玲玲争吵时拿出多个2009年后的判决，都是在律师做无罪辩护后被判为故意伤害甚至更重的罪名。这种将问题呈现给观众的“自纠”行为无疑给观众带来了一种正面的价值呈现：法制在进步，公检法机关也在进步。

角色层面的“抗争意识”既是一种剧作层面增加戏剧冲突的方法，也是一种深化立意的手段，角色的行动及结果承载着主题的表达。主题上的“自纠意识”更多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在近十年来的主旋律电影中都是很少见的，它是在主旋律的框架上赋予的“自纠意识”，这种姿态无疑是向观众表明官方自省、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从而传递出一种“向好”的立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立场经由春节档这一特殊时期，在宣传、营销等传播学层面的作用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与讨论。

在剧作上，《第二十条》运用大量电影细节真实呈现法律与人性、人情的矛盾，并根据具体法制细节挖掘戏剧冲突。

首先，电影中呈现了大量司法实务的情节，包括检察院与公安部门取证的对接，检察院公职人员对证人的保护以及相关程序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韩明在定罪标准上的坚持。韩明之所以认为被告人属于“正当防卫”是因为被告人行刺的位置与过往“基于泄愤而伤人”的案例中所体现得不一样。这里面涉及司法实务中定罪标准的认定即“两阶层犯罪构成体系”。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深入挖掘戏剧冲突、设置悬念的可能性，在影片中则体现为“公安局能不能找到作为关键证据的刀”以及“韩明能不能成功将案件定为正当防卫”等等。

其次，在《第二十条》中，创作者通过挖掘我国法制中的细节创造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将人情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叙事，从而在人情世故与法制规则之间挖掘微妙的关系或制造巧妙的冲突，这种带有强烈本土色彩的“人情关系”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感同身受、代入角色。比如韩明在处理孩子打架一事就“送不送酒”以及“把酒送给谁”做出了一系列拉扯，这种靠“送礼”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为我国观众广为熟悉的。但本片在处理这种“人情与规则”的选择问题时，做出了非常恰当的价值导向，这主要体现在情节中：韩明送礼后问题依旧没能解决，孩子依旧被公安机关立案。这种价值导向无疑是一种对“法制精神”的捍卫，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去引导观众思考“人情”与“法制”的关系。

将现实生活进行深度挖掘，并在相关专业的细微之处制造戏剧冲突。这是《第二十条》所体现出来的在叙事上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它的“过人之处”。

在创作手法上，《第二十条》采用轻喜剧的电影手法，为严肃的法制主题增加了烟火气息。

“法制”或者说“实现法制进步”本身是个宏大且严肃的主题与社会议题，无数的现实案例已经告诉我们其中的复杂与艰辛。而春节档的影片往往更侧重于“合家欢”的气氛呈现，过于严肃的话题或过于艺术化的表达反而会成为影响票房收入的不利因素。这是由电影的商品属性、观影习惯与社会心理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第二十条》在创作上也采用了更易被观众接受的叙事技巧进行创作，而在保证观众“看得懂”的同时，电影又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价值观念的输出。

《第二十条》呈现了大量小品般的表达手法，用大量快节奏的台词，在嬉笑怒骂中塑造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并完成剧情的推进，这些“喜剧技巧”的使用有助于观众在观影前期能以轻松的方式投入进影片中。但随着情节的推进，电影的悲剧性也被呈现出来：决定最后一次上访的张贵生在韩明与李茂娟眼皮底下被撞身亡，为了丈夫与女儿安危的郝秀萍跳楼入院……这些人这么做的原因都是由于第二十条的错误使用。但也正是这些“悲剧情节”的使用使影片在叙事结构与主题表达上能够更加饱满有力。

喜剧手段与悲剧情节的结合丰富了观众的观影体验，“悲”与“喜”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类型或特征而参与构建影片。且悲剧情节的加入使得影片主题得到进一步凸显：如果法制不能进步，则会有更多的人遭受不公。这同样也为韩明最后人物弧光的呈现奠定了逻辑与情感上的铺垫，而铺垫意味着韩明的转变是伴随着中国法制的进步。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第二十条》呈现了与之前同定位影片不一样的特质，它更加贴近观众的日常生活，呈现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怎样才是正当防卫。它在叙事上用各种艺术手段将严肃的“法制主题”宣扬出去。同时它明确表达了官方对正当防卫的认可与保护立场，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敢于见义勇为，社会方会更加美好。总体来说，《第二十条》在讲述了一个精彩故事的同时，完成了主旋律电影的功能性传达，并为后续主旋律电影，特别是法律题材、公检法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瞭新社）

作者：叶志海 叶卓铮

（作者分别系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大学生艺术素质教学部主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