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沃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了一整套国家制度体系、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追求理想政治的观念等，都是这套价值体系的深厚底蕴。

构建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

中华民族重视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注重以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同制度与治理体系相配合，有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特色：

其一，重视历史的传承性。先秦的礼乐文明，在秦汉以降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仍占有重要地位，是构成秦汉以降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历代礼乐志书的编撰就证明这一点。先秦时期的“治理”思想与“治道”观，在秦汉以后得到尊崇。先秦国家治理的“大同”“小康”社会思想，仍是秦汉以后儒家推崇的理想社会形态。先秦的民本、德治、法治、天下观、自然观等思想，在秦汉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中也得到继承发扬。

其二，重视与时俱进。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主流意识形态也会调整。从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并重、到宋元明清理学等，随着社会变化而呈现出新特点，包容吸收改造一切有益的思想文化内容进入主流思想。法家思想也始终没有中断。因此，历代主流意识形态虽以儒学为核心，但是其他有益于国家治理的思想也并没有受到完全排斥。

其三，重视与政治实践相结合。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注重同制度与治理体系紧密结合，将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体现的价值观，落实在选贤任能的标准制定上、国家治理的具体措施上。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要求选拔官员、考核官员，制定国家发展目标与具体措施，使主流意识形态不流于空泛口号，而是与整个政治实践相统一。

其四，重视与社会相结合。中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构成，其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信以及天命论等基本价值观，符合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特征。其所吸收的佛道思想中弃恶扬善、理想世界等内容，与受压迫与剥削的下层民众的精神向往不无相通之处。国家还注重扶持有积极意义的民间信仰，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

提倡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体系

中华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丰厚积淀，是五千多年文明的珍贵结晶，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和演进，形成了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价值体系。在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的核心理念指引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多元文化并存、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互存、善于融合外来文化的突出特征。

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随之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政治特征和文化传统。历经史前时期、夏商周三代的不断发展，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秦汉大一统政治实践推动着文化上的一统，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但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其它文化依然存在。随着佛教传入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儒释道融合的特色，并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历史上的中国，在广袤的地理空间中，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数十个民族文化长期并存，使中华文化始终呈现出色彩斑斓、独具特色的文化图景与精神川流。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性与统一性的完美融合，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丰厚与多姿多彩。

中华文化历来就有兼收并蓄的传统。一种文化体系有没有活力，有没有发展潜力，关键看它是否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中华文化既然是多元一体的，那就说明它具有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与胸怀。汉唐以来，不但在宗教文化，还在科技文化、物质文化上，都有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中华文化吸收了外来养分，多元文明汇合的特征越来越丰富，同时也显示出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包容精神。观念上的“和而不同”与实践中的“会通融合”，塑造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深厚特点。

对于民间信仰，中华文化同样体现出兼容并包的特性。民间信仰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大多具有非官方性质，在信仰对象、信仰目的、信仰仪式上，都与官方宗教礼仪有一定的差异。当然，民间信仰与官方宗教礼仪也不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往往能够相互融合、互相影响。如有的政府官员，在政府活动中执行的是官方宗教礼仪，而在日常生活中尊奉的可能就是民间信仰；同时，有的官方宗教仪式就是在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信仰也有多元性、兼容性特点。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一方面受皇权控制，呈现出服从于皇权、服务于皇权的世俗化特征，成为封建帝王除却儒家经义与正统礼教之外教化万民、巩固统治的又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工具；另一方面，民间信仰又具有地域文化认同、族群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的纽带功能，在缓和地方社会矛盾、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协调乡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传统国家注重扶持有积极意义的民间信仰，如妈祖信仰等，将其上升到国家层面，补充了国家治理需要。

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体系

中华文化自先秦时期开始就形成了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主要体现是在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与价值导向的确立上追求崇高目标。

《尚书·洪范》首先提出了“彝伦攸叙”的治国理念，强调治国制度设计，应当顺应常理，施行顺遂。这一思想对周初“民本”“德治”等人本思想的萌发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民本思想在春秋时期的蓬勃兴起，应当与“彝伦攸叙”的治国理念影响有关。探讨“政”与“治”的关系在春秋时期已经很普遍，“治”是与“乱”相对立的概念，理想的“政”是“治”，而不是“乱”。如何达到“政治”？诸子百家各自都提出了独特见解，但民本、法治、德政、公平、正义是其基本精神。春秋战国时期，在对“政治”“治理”等概念的探讨中，还形成对“治道”的探索。“治道”即国家治理之道、为政者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其概念与周初“彝伦攸叙”的思想内涵一脉相承。“治道”是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追求、选择、确立、遵循合适的“治道”，在“治道”思想指导下治国理政，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所在。“治理”手段与“治道”精神的高度统一，是中国治理的显著特色。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价值追求还突出表现在重视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处理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孔子开始的儒家学说重视思想的连续性与传承性，道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传承过程，尧舜禹汤周就是儒家尊奉的理想政治模范。道统强调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以仁义忠信作为立身准则，以中庸之道作为处事方法。儒家道统观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秩序和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为政者与士人应当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士志于道”，就是儒者对人生的要求。“表彰六经”，就是为政者将体现在儒家经典中的“道”与现实政治相结合。王朝可以变，具体的制度可以变，但“道”不可变。

政统或治统，指的是政治传统的连续性与继承性。与追求文化与道德维护的道统不同，政统强调的是政治制度的连续与传承。中国历史上各王朝政权存在着民族之别、大小之分、地域之隔、正统之争，但大都没有脱离“政统”的轨迹。三代圣王的王道政治，是后世积极追求的理想政治目标，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是后世王朝普遍认可的现实政治形态。

道统统领政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统说，不仅贯穿着对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也成功塑造出各历史时期共同的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历史认同。二十四史反映炎黄是被绝大多数民族所共同尊奉的祖先，无论是入主中原抑或割据一隅的民族政权，儒家文化都受到推崇。秦汉，尤其是隋唐以下，无论是汉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都对中华历史一脉相承的政统表示自觉认同与承继，承认并尊重这个政统的历史传统。修前朝史制度的确立与延续，就是要以实际行为表明，在历代王朝更迭之链中承继前朝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政统传承道统。历代政权要在政统上寻找到自身的地位，就必须首先认同自己是道统的继承者。因此，历代士人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下，其政治、学术、人生价值取向，是积极向往、追求三代圣王政治，将自己摆放在政统与道统传承的历史舞台中央，不断增强自身的主体意识，以极大的政治情怀、文化情怀、使命担当，承担起对政统的批判、维护、构建、修正责任，将构建与道统相统一的政统作为目标。

道统塑造政统，政统传承道统，二者互动打造出数千年共同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使之在共同历史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紧密地凝聚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文化传统。

中华文化自先秦以来传承有序，广纳众采，博大精深，与时迁徙，不仅与制度与治理体系相得益彰，更集聚了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永恒价值。（瞭新社）

作者：卜宪群（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古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