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良德先生在《〈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2021年12月6日《光明日报》13版）一文中指出：“（《文心雕龙》）所谓‘文评’与‘子书’皆为传统之说，他们的相互包含毕竟只是一个略带艺术性的概括，并非准确的定义。”戚先生最终定义《文心雕龙》为“一部中国文化的教科书”，是宏阔且极有见地的看法。然而将《文心雕龙》被视为“诗文评”或者“子书”的传统说法仅视为“略带艺术性的概括”，或许值得再予以延伸讨论。

《文心雕龙》的“诗文评”与“子书”之说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包举宏纤”的文学理论巨著，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归目至总集之中。其后的《旧唐书·经籍志》《玉海》等沿用同样的分类方法，而《新唐书·艺文志》将其从总集中移出，归于集部末单列的“文史类”。据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著录第一》篇考证，将《文心雕龙》列入“文史”类的宋元目录有8家，包括《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题解》《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等。而后《文心雕龙》主流的归类法便是在“文史类”之中。明朝人面对唐宋以来大量的诗话文评著作，一些书目如《国史经籍志》《澹生堂藏书目》等开始于集部设立“诗文评”门类。这种分类法被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采用，《文心雕龙》被官修目录正式归于集部“诗文评”类中。由于“诗文评”这一名称，类似于现在所说的文学批评一词，因此《四库总目》对《文心雕龙》一书的归目比较受学界的好评与认可。总而言之《文心雕龙》的集部之属，从古至今可以算是主流意见。

然而一直以来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将《文心雕龙》归为集部不甚妥当，而应当将其视为子书，特别是明清之后此种观点逐渐得到关注。如唐代刘知几所著《史通·自叙》篇，列叙刘安《淮南子》、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相继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同列诸书皆属子书看，刘知几显然是将《文心雕龙》当成子书。杨明照先生考察并列举了明清时人将《文心雕龙》列于子部的许多例子。如较早把《文心雕龙》归入“子部”的目录为明代成化年间的《菉竹堂书目》，稍后出现的明《宝文堂书目》收《文心雕龙》为“子部”“类书”两见，《脉望馆书目》为“子部”“集部”两见。再如清代祁理孙编《奕庆藏书楼书目》、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则直接将《文心雕龙》视为“子之一”，归目在“诸子”类别之中。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宗刘》篇有言：“评点之书，其源亦始钟氏《诗品》、刘氏《文心》。然彼则有评无点，且自出心裁，发挥道妙。又且离诗与文而别自为书，信哉其能成一家言矣！”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历代目录学家皆将其书列入诗文评类。但彦和《序志》，则其自许将羽翼经典，于经注家外，别立一帜，专论文章，其意义殆已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与诸子著书之意相同矣。”两位学者点出《文心雕龙》之所以能被称之为子书的关捩处在于，它“自出心裁”“别立一帜”，故而能“成一家之言”且“与诸子著书之意相同矣”。那么诸子著书之意为何？《文心雕龙》又在哪些方面体现其子书之意？换而言之，《文心雕龙》承载的子书精神表现在何处？

《文心雕龙》的子书精神

首先我们需明确何为代表着诸子著书之意的子书精神。诸子书萌发于先秦，是东周末年王官之学失守，学在四夷的产物。《庄子·天下》篇有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先秦诸子从古王官之学遗留下来的“六经”典籍中获得知识来源、理论启发，来构建自己的学说。目的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虽说百家争鸣，各学说之间不乏相互矛盾之处，然其百虑而同归之实质，在于诸子皆希冀以学说获得统治者见信，达到重新建构现实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秩序的目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新官学与新秩序的确立使得汉后诸子著书立说的愿望逐渐演变成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东汉王充将子书赞为“鸿丽深懿”之言，作《论衡》一书则希望“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而曹魏名士桓范则将诸子之意旨与其中涵括的子书精神，作了颇为精当的阐述。他在《世要论·序作》中说：

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俶傥之人，为不朽耳。

桓范将子书之意旨概括为“阐弘大道，述明圣教”。实现这一意旨的方式方法为“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著作的子书对社会产生的功用和价值在于“当时可行，后世可修”。如果上述目标皆可达成，那么著子书者更胜于富贵而名灭者也，可成就不朽之功。综上所言可知，所谓子书所承载的精神与价值就是通过立言弘道，立一家之言以解决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获得社会认可以成就不朽之功名。

而《文心雕龙》一书恰恰完美继承了子书意旨与精神向度。首先刘勰在《序志》篇明确指出：“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至于君子处世，为什么需要树德建言？刘勰在《诸子》篇作出回答“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人禀五材，却形貌脆弱、寿命有限。“入道见志”的典籍却可以树立名声，且经久流传，故而“英才特达”“炳曜垂文”便成为君子处世该有的理想与追求。可见刘勰确是以子书的创作旨意来撰写《文心雕龙》的。其次《文心雕龙》一书被称之为“体大虑周”，五十篇文章分为“文之枢纽”“论文叙笔”“文之毛目”三个维度。整个理论系统涉及文学本体论、文体论、风格论、创作论、作家作品论、通变发展论、鉴赏批评论等多个理论层面的问题，学术视野非常宏阔。黄叔琳在《文心雕龙辑注序》评价：“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可谓知言。正是因为子书精神的加持，刘勰才果于“不屑古今”地去“擘肌分理”（《文心雕龙·序志》），构建自己的理论批评体系。

《文心雕龙》之所以能建构起如此宏大的理论系统，能够解释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其本质在于刘勰旨在立言，以学术思考、创建学术理论改变社会，这与历代诸子在本质上、精神上是一致的。之所以选择文学作为对象，本质原因是在刘勰的时代，文学早已不再是“余事”，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学问。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起，文学便逐步拥有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与价值。特别是刘勰所在的南朝，萧梁皇族特别偏爱文采斐然者，《南史》卷五九《江淹任昉王僧孺传》中曾有评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便是当时选材取士的真实写照。因为文学社会价值的全面提升且文学对统治阶层有了明显的影响力，使得在南朝探讨文学的本质、文学创作、对文学作品进行品评，就像历代诸子以“一家之言”的学术成果干预现实社会的“治”术一般。刘勰希望通过对“文”之研究，建立“文”之标准，挖掘并提升“文”之功用与价值，立言千载，垂范后世，正是子书精神活泼泼的体现。

《文心雕龙》由子入集的书目归属

《文心雕龙》虽以子书之旨立言，且传承了不朽的子书精神，然就其书录归目来说，宜集而不宜子。个中缘由在于《文心雕龙》始终是以“文”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且代表文章学在南朝的兴起与获得的最高成就。吴中胜先生于《〈文心雕龙〉是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2021年5月17日《光明日报》13版）一文中以《文心雕龙》为核心，证明了文章学成立于魏晋南北朝，并否认文章学兴起于南宋的说法，充分显示了《文心雕龙》所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与价值。而集部初创于南梁阮孝绪编纂的《七录》一书的“别集部”，最终确立于《隋书·经籍志》。《文心雕龙》的撰写与集部的成立几乎同时，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反映出南朝文学作品的充箱照轸，也正是有了如此丰富的作品基础，文学理论批评才能在沃土中茁壮成长。而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代诗文评著作在目录学集部归属中经历了从“总集—文史类—诗文评”的分化与演进，至终以集部诗文评的名义，奠定了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基础学理与格局。

彭玉平、吴承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阐述文学批评史发展历程时指出：“虽然在古代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次序本身就隐含着彼此间价值的高下，而且在集部之中，与总集、别集相比，诗文评又似乎只是‘集部里的一条尾巴’。但它历经沧桑，最终赢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这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此言甚知。或子或集的诗文评著作本身有着极其鲜明的特征，乃通过对文学现象进行探讨，批评总结，擘画未来，以立家言，兼具子集之长。若归于子部，必然会受到家数流派的搅扰，它的特征与独立性太容易被湮没。不如留在集部，既能浸润在集部丰富的文学渊薮之中，凸显其独立的学术价值，又成就了本土化、民族化文学批评的传承与发展，书写独具价值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这便是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诗文评著作由子入集的合理性所在。

始自《文心雕龙》传承的思想意蕴与立言精神，不仅影响了古代文评著作，更激励了现代文学批评学科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以“树德建言”的精神撰写中国自己的文学批评历史，构建本土化的文学理论批评体系。（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