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造像碑大部分发现于陕西关中一带，同时带有佛教和道教元素，也被称为佛道混合造像碑或双教造像碑。这类石碑多由北朝时期的中下层民众供奉，映射出佛教、道教为大众所接受的一条独特途径，也反映了宗教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一、佛道造像碑的出现

目前关中地区的佛道造像碑主要保存在陕西铜川市药王山博物馆、临潼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处，出土地大都集中在渭河两岸，共计约有二十余通。这些佛道造像碑的建造时间大部分处于北魏后期至隋代之间。历史上道教造像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佛教造像早在四至五世纪中期就因为大型皇家石窟的开凿日趋流行，而这一时期道教还未完全形成成熟的偶像崇拜体系，塑像也就无从谈起。寇谦之（约365-448）改革道教，传授道诫相关规范，并未涉及道教主神形象。即便当时已建造道场，也不确定是否供奉了道像。道教造像的出现既有佛教的刺激因素，也有道教最高神、教主身份逐渐凸显的原因。五世纪末，关中地区出现了带有确切纪年的道教造像，主要为石刻像，如太和二十年（496）姚伯多造像碑，碑身镌刻有“皇老君文”的名号。相对的，佛道造像碑集中出现在六世纪。道教的造像与同时期的佛像有许多相似之处，一般都为结跏趺坐，带有头光或背光，有的施禅定印等手势。双方较为明显的区别是道教图像衣着为中式，戴冠蓄须。还有的手持麈尾、后期还出现凭靠挟轼等特征，往南朝士族形象靠拢。表现在佛道造像碑中，道教像也主要靠头冠、麈尾、服饰细节来分辨，与佛像并排而坐或者分龛而坐，如北周武成元年（559）绛阿鲁造像碑。还有的道像与佛像分别雕刻于碑阳、碑阴两面或者石碑四面，如李昙信佛道教造像碑（562）、北周杨洪义造像碑（又名雷小豹造像碑）等。

除了从图像上可以辨认出佛道混合的元素，也有的像碑会在发愿文中有所提示。如辛延智佛道教造像碑（548）题记所示“大统十有四年四月廿一日，造大道、如来二圣贞容”。李昙信造像碑发愿文显示：“敬造释迦、太上老君、诸尊菩萨石像一区”。另有些像碑出现图像与碑铭不一致的情况，如主龛为道教造像，发愿文中却采用佛教的用语“龙华三会”等；或者佛教造像的发愿文出现了道教用语，如北魏太和七年（485）齐州地区崔承宗造释迦像发愿文中已出现“紫府”一词。这类像碑与佛道造像碑有所区别，并非有意进行佛道混合，也不限定在关中地区。究其缘由，南北朝佛教已历经了格义时期，进入到诠释、注解佛教经典的阶段，佛教造像借鉴儒家、道教经典语言都很常见，并不能说明该像主的信仰主张。道教亦存在借鉴佛教经典书写方式的情况。因此，佛道造像碑应该是至少于图像上指向了佛道二教的混合，或于发愿文上出现明确的二教元素如“道民”“箓生”“佛弟子”“比丘”等题名。

二、佛道造像碑对二教的不同偏向

佛道造像碑虽然兼有二教元素，但是它所体现的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像碑较为平等地对待佛教与道教。从图像上看，主尊像并排而坐，位置仅有左右之分，如魏文朗造像碑。从发愿文看，有的不能分辨出供养者的信徒身份，有的是由僧侣和道士共同参与造像，如绛阿鲁佛道教碑铭文刻有“比丘”“比丘尼”“道士”。更多的是另一种情况，像碑的佛教、道教内容有主次之分，供养人用碑阳、碑阴尊像的布局表达信仰的差别，发愿文中也可见端倪。

有的像碑倾向以道教为尊。如辛延智佛道教造像碑阳、碑阴均为道教天尊像，石碑左右两侧有佛、菩萨像。发愿文则称“西涉则胡王启颡，北训夷狄体善，东据则现生季俗。重利群生，教与仙药，精成则白日升天”，包含有道教炼丹等说。显然，该像碑“造大道、如来二圣”是为道教歌功颂德。

有的像碑内容以佛教为主。如李昙信兄弟自称为“佛弟子”，在比丘僧的指导下碑阳敬造释迦，碑阴镌刻老君像，可见李昙信造像碑是基于佛教的立场所造。除了李昙信佛道教造像碑、杨洪义造像碑等将佛像与道像分置于石碑不同侧，另外也有碑面布局表现为三佛一道的像碑。

由此可见，并非所有的佛道混合造像碑都有意并重二教。石碑双面、四面的形制客观上促成像主在布局上对二教有所取舍。此外，这种对二教的不同偏向与佛道混合造像碑出现的原因有关。

三、出现佛道造像碑的多重因素

佛道造像碑的产生不是由艺术史的发展所决定的，主要是佛教、道教发展历史导致的结果，尤其与其区域性的特点息息相关。

第一，佛道造像碑的出现有来自关中地区宗教发展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北朝历经两次大规模灭佛事件，统治者曾命令佛教徒改奉道教，信众借此有可能接触到了不同的宗教，致使关中地区佛教与道教共同流行。另一方面，造像碑多是合邑共同建造，一般由同一居住地的成员结社而成，人数多达几十乃至上百，可能出现不同信仰者。比起中原、鲁东等地，关中地区是多民族混居之地，情况更加复杂，各族宗教信仰者、清信士、佛民、道民聚集在一起。如辛延智碑为汉、氐、羌多民族共造而成。这种社会因素使得多教信仰的加入成为可能，无疑推动了像碑上佛教、道教元素的混合出现。

第二，佛道造像碑的出现符合信众利益的需求，顺应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趋势。对像主、邑义而言，像碑既起到了供养的作用，映射出信仰者追求的理想世界，也充当着庇护者的重任，抚慰人们在世间的痛苦。佛道造像碑混合二教宗旨，可以更大限度实现造像的功用。如辛延智佛道造像碑上既有“常居人道”的祈愿，也錾刻着“白日飞仙”的愿望。佛教出世思想与中国传统神仙思想有相左的地方，有的民众进行佛道混合主观上是为了补充佛教在庇护方面的效力。如李昙信造像碑祈愿“下及师僧父母，七嫂子侄，寿命修延，咸保福缘”。比起“常与佛会”的愿求，这些佛道像碑的发愿化用道教信仰的基本教义，引入道教宣传的长生不老、吉祥富贵理想，显然增添了更多人间的色彩，突出佛教世俗性的作用。即使是成佛发愿的碑刻也可以增添道教的因素。临潼博物馆藏师氏七十一人造像碑（523）称“内外启徹，佛道合慈，无为是一”，并于最终提出“龙华三会，愿在初首”。可见在师氏族人看来，道教像并非是信仰性的存在，而是为了助其成佛的祈愿。综上所述，佛教徒或者道教徒造佛道混合碑的重要缘由是信民将成佛与成仙的功用相通起来，采纳佛教、道教中符合自身利益的教义辅助祈愿，认为共造释迦和老子像有增强庇护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石碑在宗教对象上的崇拜倾向取决于供养者的信徒身份抑或是祈愿目的，也进一步推动了外来的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融合的进程。

第三，化胡说成为佛道混合造像碑在关中地区出现的一大诱因。早在东汉时期，佛教为了更好地向汉地传播，曾依附于黄老之学、神仙方技，特别是“老子化胡说”宣扬佛教是老子西出函谷关前往天竺教化的结果，很好地解释了佛道同出一源，有助于佛教初步的中国化。此后随着佛教、道教的传播发展，夷夏之争和反化胡说争论迭起。在这种背景下，北朝关中地区已有多个版本的化胡经出现，杂糅二教传说的经典比比皆是，佛教、道教的典故也混淆起来，如古佚道书《玄妙内经》记载了老子的出生与释迦太子相似。一度在西魏、北周的关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楼观道，其理论特色便是坚持神化老子、宣扬化胡说。楼观道的活动区域渭河流域同时也是佛道混合石碑的主要发现地，并不是简单的巧合。佛道混合造像碑文中发现的“箓生”“道民”“道士”都是楼观派借鉴南朝三洞说的法位名，也出现了诸如茹氏合邑一百人造像碑愿文“老子讬（托）生于西境，如（来）应现于室”的表述。从造像记、榜题等信息来看，建造佛道混合造像碑的信众显然有条件可以区分二教。这些像碑有的是在比丘、比丘尼的指导下进行建造，也有的是由道士主导，或者由僧侣和道士共同参与。如庞双佛道教造像碑（527）发愿文出现了“佛民”的字眼，供养人多为“道民”身份，且指明有道士参与。李昙信兄弟也清楚地知道敬造的是“释迦”和“老君”像。由此可见，信徒并非无法区分尊像。化胡说最直接的作用是使得老子与释迦的关系自然而然地联结起来，促成佛教与道教被用来一同奉祠。

当然，这些石碑混合佛道图像与当时朝堂之上发生的二教论争也不矛盾。不同于甄鸾《笑道论》中提到的例子，“有道士造老君像，二菩萨侍之，一曰金刚藏，一曰观世音”，道士造像以菩萨侍老君有抬高道教的意味，而佛道像碑是民间造像，重视实际功效，因此抑佛或抑道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佛道造像碑是关中地区造像的一种内容形式上的创新，是宗教中国化历程中的重要物质文化代表。同一地区的石窟寺也有类似情况，如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的陕西福地水库佛道混合石窟。而这一富有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反过来又融入宗教传承的脉络之中。这种民众的造像活动中僧人与道士共同出现，佛教、道教双方看似保持着一种平衡的局面，为隋唐以后的“三教论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例子。此后中国大规模的佛道二教共同造像，均类似于关中佛道混合的模式，例如天龙山石窟千佛洞区、四川绵阳西山观道教摩崖石刻等处不乏发现佛像与道像并造一龛或一窟中的情况。（瞭新社）